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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殊叛臣诱发争端 丰岛海引燃战火

    【史要】慈禧修园庆寿;孙文《上李鸿章书》;金玉均事件,中日冲突,丰岛海战……

    却说,北洋海军再次访日为大清朝扬威以后,李鸿章似乎觉得自己又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

    而此时,沙俄正在修建可抵达大清朝北疆的东方铁路,此举直接威胁到了清皇朝东北龙兴之地的安全。

    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庭,提请:“缓建卢汉,当修关东,以扼沙俄。”

    因此时,慈禧太后已退居后宫还政于光绪皇帝了,而醇亲王奕譞又竭力支持李鸿章;所以,朝廷准了李鸿章奏,同意拨款修建一条唐山至沈阳的关东铁路,并《谕》令由李鸿章督办。

    至此,李鸿章欲修铁路的夙愿经多年的跌宕后,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于是,他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并派人勘测从速破土动工。

    原计划先建山海关至沈阳的主干线,再筑至吉林、牛庄、营口等的支线,手笔之大前所未闻。而其中的林西至山海关之间一百多公里的路段须于甲午年春通车,以便尽快投入使用。

    然而,正当李鸿章雄心勃勃地欲再大干一场之时;不意,奕譞却因病去世了。

    虽然,奕譞挪用北洋海军的经费去修颐和园而令李鸿章很是不乐;但在修建铁路上倒是给了很大的支持,这令李鸿章十分感激。而今,李鸿章失去了奕譞的撑腰,不由得又忧虑了。

    而此时的颐和园虽已有了眉目,但尚未完工仍需继续投入大量的银两;继任海军衙门总理的庆亲王奕劻当然仍须从北洋海军挪用银两,但对于修建铁路奕劻却没有奕譞那么热忱了,这对于李鸿章来说如若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而朝中的那班亲贵们为了讨老佛爷的欢心,则将须到光绪二十年才办的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提前两年就奏请要开始做准备了。

    此时的光绪皇帝因其生父奕譞已故,自己亲政不久羽翼未丰;而按照惯例归政后应该住在慈宁宫的慈禧太后,却破例地偏偏选中了没人入居过的宁寿宫,令光绪皇帝感到了一种无形中的威慑。

    宁寿宫是先帝乾隆爷为自己年老归政后特地辟出的一个颐养天年之地,后来却因乾隆皇帝身体硬朗一直在养心殿秉政而没有入居。因宁寿宫是专为归政后的太上皇享用,故而可入居的规格很高;若不是太上皇的则必须功盖乾隆帝,此谈何容易。所以,乾隆皇帝之后的百余年间,没有哪一位皇帝能获得这种资格,也就无人敢入居其中了。

    而慈禧太后偏偏看中了宁寿宫,不仅是因为宁寿宫的设施豪华与显贵;更主要的是,她想藉此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告诫朝中百官甚至于光绪皇帝:“她老佛爷虽然归政退居了,但却如先帝乾隆爷一般,至死不失权,仍能呼风唤雨。”

    果然,慈禧太后入居宁寿宫后,朝中百官仍然对她十分慑服;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凡事屈从,听命于她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以,当有人奏请“应为老佛爷的寿庆早做准备”时,尚未完全摆脱慈禧太后控制的光绪皇帝只好曲意迎合,下《谕》命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等王公大臣“会同筹办”。

    于是,这班权贵们又忙碌开了,谁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为了老佛爷的寿庆,须将费时费资皆巨的龙袍重新制作,还得在景德镇官窑中定烧一大批绘有吉祥图案及万寿无疆字样的御用餐具,皇宫御园更须装饰布置得富丽堂皇似若瑶池仙境,又仿汉习特制了一艘豪华的楼船置于昆明池中专供慈禧太后乘坐;而在老佛爷寿庆日前往游园须经过的西华门至颐和园长达数十里的路上,特地搭建了六十座各式楼阁以点缀沿途景色,名曰万寿点景且合六十之数以取吉祥之意。五花八门的如此种种,那班筹办的权贵们可谓是动透了脑筋;只是,全没顾忌如此铺张不知又要耗费多少银两,使尚不充盈的国库又渐被支空再显捉襟见肘了。

    掌管银两的户部尚书翁同和见国库难支,于是干脆又将每年下拨修建关东铁路的二百万两白银挪用于慈禧太后的六旬寿庆了;于是,关东铁路只修抵山海关后就被迫停了下来,李鸿章眼巴巴的看着大量银两被挪用却不敢哼声而甚是无奈暗自叹息。

    一八九四年六月的一天,正在李鸿章无奈叹息之时,忽见幕僚、时任直隶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手持一书匆匆进来,言:“有一后生,求见中堂大人,有《书》上呈,以探治国之道。”

    李鸿章十分诧异,又问:“年少后生,安敢探治国之道?官拜何职?”

    盛宣怀即荐道:“此人姓孙名文,行医为生,尚无功名。然虽为市人,极具才智;大人何不召见面询,或能有益。”

    李鸿章闻后,却藐视道:“一介医士,只可疗病,安能治国?老夫若是垂询年少,岂不遗笑天下?”于是,拒不接见;甚至于连孙文请盛宣怀转呈的《书》扎也不屑一顾拂袖而去了。

    孙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更名为“孙中山”,广东香山翠亨村人。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十四岁时随母赴夏威夷,曾就读于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书院、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四年后回香港,又先后入拔萃书屋、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攻读。孙文天资聪颖,一八九二年七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并获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的亲自颁奖。之后,即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文仁德博爱胸怀大志,常以拯救黎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目睹满清皇朝不顾民间疾苦却大肆铺张奢华成风,忍不住欲振臂竭呼。但见朝中尚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逆流而为,欲扶大厦于将倾;因此,对李鸿章等人尚存一丝希望。然而,洋务派虽也欲振兴中华,却忽视了应注重的民生之根本。故而,孙文写下了洋洋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欲通过盛宣怀面呈李鸿章以振聋发聩。

    孙文在《上李鸿章书》中有言:“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又言:“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再言:“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患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

    孙文的这篇《上李鸿章书》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治国方略之语坦言无遗。

    盛宣怀阅后觉得是难得的经论,这才兴冲冲的赶去向李鸿章推荐。然而,李鸿章却不以为然,连所呈之《书》都没瞧上一眼就挡回去了。

    孙文吃了闭门羹,心中甚是怏怏。

    孙文前往天津向李鸿章呈《上书》时,曾在上海结识了一位中国籍的牧师宋耀如。宋耀如,原名韩教准,广东海南文昌人;其父韩鸿翼是一名为人仁厚的商人,因办赈务几乎耗尽了积资;后来,又不幸染疾中年早逝,致使家境日渐窘迫;家母迫于生计就将其过嗣给了在海外经营丝茶生意的舅父,遂更姓改名为“宋耀如”。此后,宋耀如就随舅父到了美国的波士顿。

    宋耀如从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即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传教之余,宋耀如还通过经商自筹了一笔资金,在上海七宝镇创办了一所教会学堂、一个儿童乐园及一间医药所。此间,经人介绍,宋耀如结识了孙文。

    因宋耀如热衷于民主与自由,对为解放黑奴而奉献终生的美国总统林肯十分崇拜;所以,两人甚是言投意合相见恨晚,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时,宋耀如见孙文受挫,就帮其将《上李鸿章书》以短论形式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从而,孙文的主张遂为国人所知,其名声也远播海内了。

    但是,胸怀大志的孙文岂满足于此;遭此挫折后,觉得自己有心补天却是报国无门;于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和满腔激情离开了大清朝的红尘之地,漂泊海外远走他乡另觅救国之道了。

    而大清朝的一班老朽们谁也没有觉察到,看似沉寂的中华大地上已有一股能摧枯拉朽的热潮正在酝酿之中,并冉冉升起即将涌动喷发。

    而老朽们却仍忘乎所以地继续我行我素,忙着准备为垂暮之年的老佛爷庆寿,而将已经千疮百孔了的大清朝的破龙船慢慢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一八九四年,正在清皇朝紧锣密鼓地准备为慈禧太后庆贺六旬寿诞的前夕;朝鲜国却又节外生枝地闹出了个金玉均被刺事件,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意外冲突。

    原来,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的开化派主谋金玉均,政变失败后逃亡了日本。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仍不死心,第二年在日本大井宪太郎的帮助下又策划了一场企图谋刺朝鲜政要的大阪事件,因事情败露而未遂。为此,朝鲜政府要求日本将其引渡,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袁世凯向朝鲜国王李熙献计进行暗杀;高宗李熙依计行事,即密令金玉均的学生、内卫门主事池运永赴日本行刺,但因日本政府对金玉均保护甚严而行刺未成。

    尔后,李熙又命朝鲜驻日本代理公使李逸植再次执行暗杀,但李逸植见在日本急切难以下手正一筹莫展。忽然,遇到从法国留学归来途经东京的洪钟宇;洪钟宇知遇于李逸植,现在见到他有事为难,也就自告奋勇地愿意帮忙。

    于是,洪钟宇设法找到并接近了金玉均;当知道金玉均与大清朝李鸿章之子、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经方颇有交情时,洪钟宇就故意向金玉均建言:“你在日本不安全,何不到中国去投奔李经方?”

    因为,金玉均在日本已遭遇过被行刺;所以,听取了洪钟宇的建议。于是,一八九四年三月,化名“岩田和三”的金玉均以日本人的身份在洪钟宇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日本神户抵达上海,下榻于东和客店。

    金玉均以为到了上海就该安全了,谁知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就被洪钟宇枪杀在客房内了。

    东和客店出了命案后,上海县令黄爰棠即将凶手洪钟宇拘捕;庭审时,洪钟宇供述自己是朝鲜人,奉命刺杀叛臣金玉均。案情很快就真相大白,黄爰棠不敢懈怠,赶紧向上禀报。

    李鸿章获知此事后,想不好该如何处置;赶紧命江海关道观察聂仲芳致电袁世凯探问究竟。

    袁世凯即予回电告以:“岩田和三即金玉均,系朝鲜叛臣。洪钟宇确系朝鲜官员,乃奉命行事。”

    而此时,朝鲜驻天津督办徐相乔也前来谒见李鸿章,要求将金玉均的尸体及洪钟宇交还给朝鲜自行处理。

    李鸿章知晓端详后,即依了徐相乔的请求。

    洪钟宇回到朝鲜后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褒奖,而金玉均则被暴尸示众。

    此消息传到日本,明治政府为失去了这一可资利用的筹码而惋惜;朝野闻知亲日的金玉均在中国的上海被枪杀,而清政府却将其尸体交给朝鲜任由凌辱,认为这是对日本国的藐视。

    所以,众议员犬养毅等人竭力要求政府出兵朝鲜。

    然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却觉得,朝鲜有清皇朝作后盾,轻易出兵会导致与清皇朝的交战;而以眼下两国兵力比较,日本国尚无胜算;且为他国的一个叛逆者之死而宣战,也不可取;故而,出兵朝鲜时机尚未成熟。

    正在日本国内的求战情绪勉强被抑制住的时候,谁知朝鲜国内又发生了突变。

    原来,由朝鲜庆尚道庆州府人崔济愚早年创办的东学道;这一年,其全罗道古阜郡东学道首领全唪准,利用百姓对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不满,率领信徒举行了起义。因起义后的东学道抛弃了宗教外衣,故史称其为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后,不但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还乘胜追击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并扬言要直捣京都汉城。朝鲜国王李熙为此大惊,赶紧通过袁世凯向大清朝求援。

    清庭闻报后,决定应李熙之邀发兵入朝。

    于是,李鸿章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会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兵数千急赴朝鲜;同时,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

    清军抵达朝鲜后,没有赴全州立即镇压起义军;叶志超将部队驻扎在忠清道牙山县内,只派了聂士成率百余人去全州招抚叛军。

    东学党起义军毕竟是乌合之众,见清军将至早已撤离了全州。

    清军不费一枪一炮收复全州后,即电告李鸿章,聂士成则请求班师内渡。

    然而,李鸿章却回电:“和议未定,暂驻牙山。”

    因此,叶志超和聂士成只好遵令继续驻扎在牙山了。

    而明治政府得知清皇朝派兵进驻朝鲜的消息后,赶紧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

    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断然道:“必须也向朝鲜派遣军队,以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于是,日本趁机不请自至了。

    六月上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奉日本参谋本部的命令,率领一支八千余人的混成旅,在吉野号等日舰护送下抵达仁川港,并抢占了仁川与汉城。

    于是,中日两军对峙了,情势显得一触即发异常危险。

    聂士成见日本兵至恐引发事端,再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尽快撤兵,以免不测”。

    但是,李鸿章却并不在意;在他觉得,自己有北洋海军,日本岂敢妄为;若言撤军,亦须双方同步;否则,岂不失了大清皇朝的颜面?因此,李鸿章仍然没有同意聂士成的撤军请求,只是指令袁世凯与日军谈判,协商双方同时撤军。

    此时,已年过六旬的大岛义昌倒也有撤军之意;然而,因日军内的少壮派竭力反对撤军,袁世凯与大岛义昌的撤军谈判最终未成。

    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觉得这正是日本向朝鲜扩张的极好机会,所以也不同意撤军。

    于是,陆奥宗光一面指令大岛义昌继续留驻于朝鲜境内;一面《照会》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以“朝鲜内乱未靖,朝政需要改革”为由表示“日军须继续留驻”,并提出了所谓由中日两国共同帮助实施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

    对此,清政府表示反对;汪凤藻给陆奥宗光回复,明确表明了态度:“朝鲜内乱既平,善后事宜,当由其自处;至于内政,中国尚且不问,日本尤无权干预。两国依约,乱定撤兵,无可更议。”

    但为了不伤两国间的和气,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人先后两次与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小村寿太郎等人进行了谈判,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

    然而,明治政府的本意不在于此,实是欲藉此干预朝鲜内政并进而对李氏王朝实施控制。所以,双方的分歧可谓天壤之别难以解决,谈判也就毫无结果。

    且在谈判期间,日本政府非但没有撤军意向,反而又派遣第九旅团第二十一联队抵达仁川。

    同时,陆奥宗光授意大岛义昌逼迫朝鲜国王李熙表态声明:“朝鲜是纯粹的独立国家,与清皇朝没有藩属关系。”

    若此,今后日本在朝鲜滋事,清政府就难以用宗主国的身份加以干预了。李熙对此心中明白,当然不愿听命于日本;然而,当见到日军已进驻汉城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时,只好勉强答应。接着,大岛义昌又向李熙提出了有关朝鲜国内任人、财政、法律、兵备、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也要求立即实施。

    大岛义昌逼迫李熙的消息很快被清庭获知,总理衙门赶紧电令袁世凯采取措施制止李熙背清而亲日。

    于是,袁世凯连夜进入王宫劝阻李熙:“莫从其言。”同时,扬言:“日本若一意孤行,吾朝将增兵入朝。”

    李熙听了袁世凯的话后,觉得有了大清朝作靠山胆子可以壮了;于是,不但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反而改口要日军撤离。

    但不久,袁世凯接到了调任浙江温州道道员的命令;袁世凯也觉得自己在朝鲜的使命已经结束,于是就离朝回国了。

    而朝鲜国王李熙的反口,使大岛义昌悖然大怒;且又见袁世凯离朝回国,大岛义昌以为是大清朝真的要增兵入朝、兵戎相见了;于是,赶紧向陆奥宗光报告。

    陆奥宗光立即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禀告,伊藤博文则奏请召开御前会议,以商国事决定对策。

    于是,明治天皇亲自主持了御前会议。会上,保守派与强硬派发生了争执。

    保守派认为:“不应与清皇朝反目,宜以和议。”

    但强硬派却觉得:“中日必有一战,不若趁其不备,抢得先机。”

    最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强硬派占了上风,明治天皇也表示支持;至此,日本决定与中国开战了。

    为此,明治天皇下《旨》撤掉了持保守主张的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的海军军令部长之职,由主战的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

    接着,伊藤博文又召开了内阁会议,就中日开战后可能的几种结果进行了分析。

    因为,清皇朝毕竟有着一支不可小觑的北洋海军;所以,明治政府也做好了日本海军一旦失利的准备,并就不同结果制订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就这样,明治政府已下决心并做了充分准备定要与清皇朝决一雌雄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已是在所难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日军增兵朝鲜,清庭也感到了情势不妙,大清朝中为此争议不下了。

    以帝师兼户部尚书的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为代表的清流派竭力主张“增兵朝鲜,抑制日本,以防不测”。

    御史张仲斤则上了一份《请一意决战以弭后患》折,奏道:“朝鲜断不可弃,日本断不可和,惟有力争,期于必克。”

    侍读文廷式也力主:“朝鲜之事,有争无让。”

    光绪皇帝见群情激昂,也觉得应取强硬,并《谕》令军机处:“预为筹划,以待戎机。”

    然而,慈禧太后却担心中日之间的争端会搅了她即将到来的六十寿庆;因此,不想为了一个藩属国而与日本开战。

    而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后党势力也力主避战,以迎合老佛爷之意。李鸿章则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英、俄等国能出面调停,以息两国兵端。所以,都没有做任何军事上的准备。

    尔后,李鸿章果然请出俄、英两国调停了。

    然而,俄国的调停很快被日本拒绝,也就退出调停不愿再插手其间。而英国因与日本刚签订《英日航海通商条约》,也就偏袒日本;所以,李鸿章寄予通过调停解决争端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而日本御前会议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即授意大岛义昌向朝鲜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必须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图行事,且又加了“由日军实施军管,废除朝、中之间的有关条约,逼迫清军撤离牙山”等三点要求,并限定三天内答复。

    此时,袁世凯已回国;朝鲜国王李熙见事急,赶紧通告中国驻汉城领事唐绍仪,唐绍仪即电告李鸿章并请求指示。

    然而,由于技术故障,唐绍仪未能及时接到李鸿章的回电;故而,李熙也未能在时限内给日本以明确答复。

    于是,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九日凌晨,存心滋事的大岛义昌就发兵逼宫了。

    大岛义昌分兵两路从迎秋门与彰化门进入王宫,朝鲜王宫的卫兵怎抵得大队日军;于是,日本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王宫,并把国王、王妃及太子等人幽禁起来;然后,从云岘宫将大院君李昰应挟持来扶成了摄政王。至此,日本政府算是达到了第一个目的。

    明治政府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略朝鲜,清皇朝中顿时哗然了。

    光绪皇帝下《谕》,命李鸿章调兵遣将立即增兵朝鲜,以免情势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赶紧调兵,分南北两路进军朝鲜。南路经海道将直接运兵抵牙山,以增援已驻于牙山的叶志超部;北路则经陆路渡过鸭绿江后进驻平壤,以防日军北犯。

    于是,南北两路援军受命出发。北路援军有时任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率领的原盛字营六千人,时任四川提督宋庆率领的原毅字营二千人,时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原奉字营三千人;与此同时,奉天副都统丰升阿也奉调率一千五百马步军入朝。

    然而,四路兵马入朝后,因朝庭没有指定统帅;而各部将领官阶相当,故无人能指挥与约束别部;所以,进驻平壤后,乱哄哄的处于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中。

    而此时,日军少将大岛义昌准备攻打牙山了。

    驻守牙山的清军虽然得到了从海路运抵的第一批援兵,但因数量不多仍有杯水车薪之虞,叶志超感到情势危急一筹莫展了。

    李鸿章也知道仅靠叶志超的数千兵马难守牙山,也就致电叶志超:“牙山能保则已,若难固守,可退据平壤。”

    有了李鸿章的这话,叶志超心中似乎有底了。

    叶志超见牙山无险可守,即与聂士成商议,决定移师到牙山东面的成欢与公州,分兵把守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

    七月二十三日,清军移师不久,大岛义昌即率日军前来攻袭了。

    叶志超本就无心抵敌,刚一交战公州就丢失了。

    聂士成所部为保成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大岛义昌发动的几次攻击都被聂士成顶住了;但最后,聂士成终因兵力悬殊而不支,只好放弃成欢欲去与叶志超同守公州。途中却遇到了败阵的叶志超,这才两人会合一处带着残部退往平壤。叶志超退至平壤后,谎报军情掩饰败绩;清庭也不细察,没加追究。

    而因此时驻扎在平壤的各路援军正群龙无首,叶志超的提督衔略高诸将的总兵衔一筹;故而,清庭干脆就授权叶志超统领援朝的各路兵马了。

    叶志超战败后不惩反褒,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也就忘乎所以更是无所顾忌了。

    而诸将见朝庭任命败阵之将统军,心中虽皆不服,但因是朝庭决定只得遵从。

    日军攻占牙山之时,又获知中国驰援牙山的援兵是由北洋海军的舰船走南路海道输送的,日本政府觉得这是阻击并挫伤中国海军的大好时机;于是,日本海军就派舰截击。

    所以,当北洋海军的济远号与广乙号将第一批援兵运抵牙山后返航驶至丰岛海域时,日本海军的战舰早已候在那儿欲行偷袭了。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晨,未等清军反应过来,日本的吉野号不宣而战首先开炮;清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慌忙应战。就这样,中日之间的战争即以丰岛海战为序曲而打响了。

    因为,奉命出航的北洋海军舰船只负有运送援军的任务,并没有准备与日本海军交战;所以,只配备了一艘济远号铁甲巡洋舰;另一艘福建船政局自制的广乙号木壳船,只配做运输船无战力可言。

    而日本海军是有备而来,投入战斗的有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三艘巡洋舰;所以,日本海军在数量、火力、航速诸方面都胜过清军一筹。所以,丰岛海战打响后,日军占了绝对优势;中国北洋海军的运兵船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

    双方交战不久,清军的广乙号即遭重创,被迫退出战斗后却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而自行焚毁了;于是,济远号就成了孤军作战。济远号舰管带方伯谦本来就有点怯阵,此时见广乙号被毁,觉得自己孤军难敌,慌忙悬起白旗后全速向西驶离。日舰紧追不舍,并发信号勒令其停驶。方伯谦慌急了,命令用尾炮进行截击后才勉强减缓了日舰的攻势。

    正当此危急之时,清军运送第二批援兵的高升号与cao江号也驶至这一海域。

    日军见有新的清军运兵船到来,也就放弃了对济远号的追逐,掉头去截击高升号与cao江号了,这才让济远号逃脱。

    高升号与cao江号同样没有还手的力,只能挨打。且因,高升号是清庭向英国雇佣的商船;所以,当日舰来袭时,高升号船长赶紧吩咐用旗语一再声明:“这是艘英国船!”

    然而,日军故作不知;结果,高升号仍然被日舰施放的鱼雷击沉,船上七百余人遇难。而cao江号则被日本海军截获,所载清兵都成了俘虏。

    而清军的济远号侥幸逃回后,管带方伯谦却慌称:“击沉了日舰吉野号,并击毙倭寇的提督及将士数十人。”

    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皆信以为真,没予细究。

    日本在丰岛海战中不宣而战,清皇朝中的主战派被激愤了,纷纷要求对日开战。于是,清庭召回驻日公使汪凤藻。光绪二十年八月一日,光绪皇帝下《旨》正式对日宣战;中日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了;因时值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