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原因二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让久违的相权在明朝万历年间复活了！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jian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废物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另一种说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历时276年。软弱的南宋尚与蒙古对峙近百年，可天子守国门明朝却被满清迅速灭亡。这其中究竟有哪些原因？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许多，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等都是，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危机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

    明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引发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内农民起义无法控制。明朝虽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贫困时代。明朝四分之三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每年田赋税收，明朝的田赋制度采用两税法，平均年收入约2700万两白银，与北宋相差甚大，也远不及后来清政府财政收入。明朝财政收入微薄，但是支出却相当庞大。财政支出不仅涵盖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和宫廷开支，还有庞大的军队和军户也需要国家进行供给。除此之外一些额外开支更是将收入消耗殆尽，由此便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这几乎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埋下的灭亡的先兆。

    为了应付财政危机，减轻财政压力，明政府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希望达到财政收支平衡。首先是减少官员俸禄，明朝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代最低的，虽然减少官员俸禄在一方面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却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风气，造成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次，实行军户世袭制度，利用大规模军事屯田，减轻国家对军队财政支出。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得军队长期缺乏训练，导致武备松弛，战斗力下降。另外，明政府发行纸币，增加货币发行量，变相促使货币贬值淡化财政危机。但到了后来，滥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多次农民起义。

    由此可见，财政危机引发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确实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南北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从另一方面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来自南方的农民起义者获得了统治权力，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建立了明朝。由于地缘的关系和阶级出身的关系。来自南方的政权的佃农和贫农不可避免的要对地主阶级进行大规模的打压。政府对北方实行严厉政策，快速的恢复了经济生产，同时也埋下了一种对朝廷的仇恨心理。封建王朝时期，党同伐异，结交同乡成为官僚集团中维护权益最有效的保障方式。北方士大夫由于经过金元两朝统治，文化水平远落后于南方，尤其是八股取士之后，大量南方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进入了官僚地主统治集团。北方地主在朝廷斗争中毫无优势，常成为牺牲品。因此北方地主阶级对皇帝和国家都非常仇恨。在国家强盛时期，北方的地主阶层隐忍不发，但到了国家危亡之时，北方地主的破坏性就开始显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而清军入关，北方地主更是公开投降。清初投降的明朝官员中，90%以上是北方籍的官僚，他们不仅帮助清朝稳固了北方的统治，而且帮助清军南下对南明小朝廷进行攻击。南北地主阶级的矛盾，加强了明朝内部统治阶层的分裂，使得明朝加速灭亡。

    明朝灭亡的原因错综复杂，但财政危机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财政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应为后世所警醒！

    （资料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