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家具

    小蔡上京咯，见的都是公卿贵族哟~~~贴点有身份人滴~生活资料。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文化、经济繁荣，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主记史”和“主薄”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另外，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有一人独坐于榻上，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0.875米、宽0.72米、高0.19米，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寒，夏施蚊帐避蝇。

    汉朝人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安身之几坐也”，明确说是座具。还有一种称为“匡床”，又叫“独坐座”，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座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是专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图像。释名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通俗文说：“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后汉书中记东郡太宁“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期仅供坐用，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

    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页。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释床帐也说：“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71。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学记卷二十五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刻铭，长87.5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3.5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塌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塌上当膝处皆穿”太平御览卷七○六。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排调篇：“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合榻对饮。”诸葛融传：“合榻促坐。”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宾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零六引后汉书：“羊茅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成“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73。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74。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经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不得加绨锦。”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图75。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急就篇：“蒲蒻蔺席。”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菀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菀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20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单蔺籧篨”。所谓“籧篨”，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成为床笫，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殇帝诏有荏弱平簟。”又西京杂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释名：“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又西京杂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三独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后汉书戴凭传。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无完席”了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76。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rou足，乃得归。”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生rou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77。广韵上平声十虞：“，帐页，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78，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暗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帟。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页

    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汉书陈咸传：“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72厘米，高62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呈折角形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cao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cao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cao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车帏裳”。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帏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恶。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又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女饮宴，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所以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割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