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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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小老头说，又该我了，关于命运的概念，兄弟们已讲了许多，我不想再去探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命运不仅存在，也可以预测，而且能够计算。

    我曾在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处听过一种计算方法，叫“命运等式”，据说经他专门研究提出，认为：命运有值，而且是一条追求高值平衡趋势而非畸高畸低变化的奇怪曲线，因人而异在1——2000内波动，1000是个分界，1000以上的都是大人物；1000以下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偶尔也能达到1000，但只能算作畸高点，一般人的命运值多在100——400的范围内，超过400并渐趋平稳已算是不错的命运了。

    就象迷信的人利用出生年月日秤命一样，把相关要素套入公式就可以计算，公式是：命运值等于学识、能力、背景、机遇四大又会被分解为若干小项的命运构成要素相加再加上各大要素分别乘以其与环境之间的作用系数的和。

    至于计算，实在太过繁复，我曾专心学过七七四十九天，仍不得要领，只好请提出者代为测算，命运值由最初的38逐步发展到现在的458，暗中与自己的经历相合，竟颇多灵验：命运值为38时，正值我刚毕业因为工作而一筹莫展；及至遇到阿惠，命运值才一路跳升；当选村委会主任又兼了支书后，命运值达到最高点1000，之后又逐步下滑，期间略有起伏，降至458便开始走向平稳。

    提出者有一个拒不外传的类似于对数表一样的东西，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计算，他说，这不是迷信，而是绝对的科学。既是科学，我便不再过分顾及故事的连续性，只按这条奇怪曲线的变化顺序来讲述。

    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大机关来说，村这一级自治组织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卑琐，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却从不会感觉到它的渺小，只要关于它的事儿便是天大的事儿，它的官儿自然就是能够撑破天的官儿。

    因此，当村委会直选的消息通过灵通人士传扬酝酿了终于得到证实之后，往日里吵闹喧嚣的村庄暂时平静了下来，人们的神情变得庄重而又神秘，脚步匆匆中透着根本藏不住的兴奋与期盼，邻里间或为宅基地或为孩子误踩了几棵秧苗偷吃了几个桃子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长期进行着的指桑骂槐的对骂不经意间已被亲密无间的相处所取代，一些发誓老死不相往来的老亲也开始重又走到了一起，“三大爷”“二大娘”亲热地叫着，有的甚至办起了酒席，任可怜的财富挥霍着，任重又燃起的激情燃烧着，彼此亲密无间地走动着、猜测着、讨价还价地商讨着。由于我们村被镇里确定为三类村，最后一批进行直选，人们于是便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一阵子，直选无疑成了每一个家庭都最为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关于直选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先是甲村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老支书不可思议地落选了，继而乙村村委会成员全部由街混子当选，其次丙村老支书嫌自己票少便在选票上做手脚被当众揭穿，再是丁村一望族候选人因自己未能当选便带头砸了票箱致使选举被迫中止，后是某村一刑满释放人员以每票一百元的价格收购了全村两千张选票而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镇里多次派人调查都查无实据只能承认选举有效。当然，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还是镇里不再提名候选人，除了协助保障会议秩序之外，完全由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

    当时正值我创业的关键时期，对直选并没有族长爷爷所期待的那份热情。我们村直选的那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赶到镇里劝我回家参加直选，恰逢我的一个客户赶来，我便决定把选票委托给他，他说他已接受了两个人的委托按规定不能再接受委托，适值因夏雨一事绝少理我的刘老蔫儿也急匆匆赶来找我，我便随手把委托票交给了他，一向对支书甚是敬畏的族长爷爷动作麻利地一把从支书手里把委托票抢了过来，自作主张地把委托票转交到随他而来的村会计手里。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刘老蔫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那笑里分明充满了敌意和蔑视，搞得我一个上午心里象堆满了乱草怎么也无法打起精神来。

    中午，我正陪客户吃饭，族长爷爷又打来电话，声音甚是激动地说我当选了村委会主任。

    我只是一愣，便异常坚决地说，我不干。

    电话里同样也是一愣，立即传来了努力克制着却依然激昂不已的声音，妈了个巴子，你混蛋。说完，只听咔嚓一声便传来了忙音，必是已摔了电话。

    客户自命为农村通，他劝我，你千万不要小瞧了村主任这个小官儿，别看官不大工资也不高，干顺了，前途不可限量，而若是落入歹人之手，必要祸及一村百姓。

    见我不信，他便向我讲了他们村的故事：我们村是一个不足三百户的小村，四大家族互不谦让谁也不肯服谁，镇里便安排他们轮流当家，自是窝里争斗不休，直到把村里折腾得债台高筑，四大家族才终于丧失了争斗的热情，家族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相互埋怨不止，再也没人愿去做这劳什子村主任。

    被逼无奈，镇里只好把四职干部分配到四大家族由他们各选一人，人虽选出来了，可四人当中没人肯做主任又不同意其他三人的任何一人去做，勉强凑合了三个月便自动散了伙。至此，我们村已有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做过村干部。

    这时候，有一孤门小户的年轻人毛遂自荐，四大家族想想也无法只好由他去做。新主任上任伊始，就革除了以往新老干部互相攻讦拆台的陋习，对过去的问题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不仅自己从不主动去挑四大家族中任何一族从政的过错，即使有别人提出也尽力去安抚慰问，加之其处事却也公道入理，很快便赢得了上上下下一致拥护。

    立稳脚跟后，目光便瞄向了村里丰厚的资源资产，他主动去找四大家族协商，四大家族都感自己对村里的债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便任由他自作主张。

    他利用处置资源资产换回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村里的债务，而且先后免费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整修了街道、解决了农灌线网不畅通的问题，件件实事掷地有声。

    时间渐长，族人们慢慢便发现，原属自己的资产资源已纷纷落入他人之手，满足中充盈着自得的那份儿好心情立时被沉重的失落感所取代，开始零星有人到镇里上访，屡遭碰壁后迅速地燃成一片。

    但新主任早已今非昔比，四大家族虽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要扳倒他也并非易事，不是无人理睬就是查无实据。

    镇书记调走后，镇长接替了书记才总算对他动了真格的，据调查组反馈，村里的账务虽从他一开始就混乱不堪，问题却多发生在村里出现大面积上访之后。

    这样的结果自非族人们始料所及，而新主任被判六年徒刑的现实更让他们震惊不已，不少人都在悄悄地照顾他的家庭。

    据说因为有人保了他，他三年就出狱了。

    出狱后，他举家迁到镇上做起了建材生意。因担心他的生活，曾有人偷偷跟踪过他，原本家境并不宽裕的他买了一栋带有很大院子的临街二层小楼，常见有高档小轿车出入。或许事情原该如此，族人们在疑惑和不解中偶尔也能看见他自己开着车回村里一趟，尽管每到村口都会示威似地把车喇叭摁得叫个不停，却绝不跟村里人照面或交谈。

    村里人的心情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或愤怒或鄙夷或添了几分嫉妒，因为村里虽没有因他再落下饥荒，由他经手的几项工程却因质量问题变成了村里人似乎永远都无法填满的枯井……

    正说着，族长爷爷领着新当选的村委委员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只见他脸色铁青，额上冒着汗，四肢乱颤，指着我憋了许久讲不出话来，幸喜客户见机得快，连哄带拖地把他扶到了座位上，重又叫了菜。

    这时我才发现，新当选的村委班子除了刘老蔫儿一人整个原班人马未动。他们告诉我，刘老蔫儿只得了二十票，还不足他们那一枝人票数的五分之一，而我却得了近乎满票。

    我是一个骨子里透着执拗的人，或许听了客户的故事，看着充满期待的他们，突觉得血直往脑门上涌，干脆地说道，豁出去，我干了，但需依我一个条件，到我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得允许我自动辞职。

    族长爷爷长吁了一口气，习惯地环顾了一下众人，玩笑道，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想干还不用你干哩。那天，他喝了许多酒，醉得一塌糊涂，嘴里却仍在含混不清地连喊痛快。

    后来，父亲告诉我，为了让我当这个村主任，年逾七旬的族长爷爷几乎做遍了村里所有人的工作，可见对我的期望之深之切。

    当了官的感觉就是与寻常百姓不同，还没来得及上任，村会计便把三百元钱送到了我家里，嗫嚅着，说是族长爷爷到镇里请我那天中午的饭钱。

    我说，那天是我在接待客户，是我在请客呀。

    见我不懂，他的语气也硬了起来，嘴里振振有词，说以前都这样的，村长家里无私事，应该的。

    奇谈怪论，我坚辞不收。

    他缓了缓语气，声音里已多了些钦佩，谈话便变得推心置腹起来，劝我，还是收下吧，长此以往地赔下去，谁也赔不起，传出去，我也不好做人。

    我实在无法理解，态度便生硬，说这样的规矩以后得改，这样的好人你也趁早少做。

    果如村会计所说，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我便赔进去了三千多元，比我从村里应得工资的一半还要多，好在我不在乎这俩小钱儿。

    这些琐事且略过不提，只说没等村会计离开，管区那边已来了通知，说是到管区紧急开会不得缺席莫误。

    见我要去开会，村会计硬把那三百元钱塞给了我，说用不着再还给他便匆匆走了，看他灰溜溜的样子，我几次想喊他回来安抚几句却都没有喊出口。

    其实，管区就设在我们邻村，也是我们管区十三个村庄直选中唯一一个村委委员全部由老干部当选的村庄。说来也怪，管区这帮人开会总要选在临近饭前，说是主要为了照顾村干部们的农活儿，另一个原因正如管区主任所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知肚明的事儿最好别去说。不过，如果你能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自也会心知肚明。

    管区主任是个大胖子，有人戏谑，说他只长肚子不长rou，如持立正姿势撒尿必看不到自己的******，他从不辩驳也不着恼反会手扶肚皮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他当了三年义务兵，转业后便到镇里干临时工，先是转正干了合同制，后又办了招聘，九四年过度公务员时转为国家公务员，一直在管区做“片三”，到去年才做了“片一”。

    关于这个称呼有个说道，因为工作片一般都有三个人，“片”又与“偏”谐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轮摩托车，按照排名就这样被叫开了，后有高层领导嫌这称呼不雅便把“片”改成了管区，但这称呼还是被当作一种文化悄悄地保留了下来。

    他自称是镇里的活字典，连哪位农村干部的身上有几颗痦子都能说得清，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更是不在话下。

    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喜欢说俏皮话，一旦惹恼了人家，人家便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也只憨憨地笑，绝不会多吭一声。

    待我赶到后，人便齐了。现场已排下了两桌酒席，自然是书记主任各一桌，两张桌子之间怕打起来似的隔得远远的。桌上的人由于都是邻村，虽不十分熟识，却也相互认识，彼此点了头算是打了招呼便各就各位。

    坐下后，因无事可做，我便观察场上的形势：书记桌上恰好十三个人，主任桌上则少了五人，这些人虽都经过了打扮，却仍掩饰不住粗俗和不停地满身乱搓而形成的灰颗粒，有的甚至穿着拖鞋赤着脚沾满了泥巴也不洗。酒宴未及开始，目光便全部扫向了桌上的盘子，我敢打赌肯定有不少人在暗自数着盘子内到底有几块rou盘算着酒宴开始后筷子的进攻方向。

    说不清过了多久，管区主任终于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他说，到目前为止，全镇的村委会直选工作已基本结束，有两个特点：一是村委会选举完全依法完全由村民们直选；一是借鉴外地经验，要求全体村支书必须都参加村委会的竞选。

    从全镇的情况看，有三分之一的支书兼了主任，也有三分之一的村庄因为参加选举的人数达不到法定人数或者因有人故意捣乱会场至今还没有换届成功。

    大家都知道，我们管区算好的，十三个村都已选举成功，其中有五位支书成功兼任了村主任。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两点：第一，根据法律规定，党支部对村委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村委会必须绝对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特别是新当选的村主任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擅权，不越权，不专权，党支部村委会要密切配合，坚决完成党委政府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第二，不论是支部书记还是村委会主任，都要认真学习，党有党规，村有村法，今后一定要依法办事。还有，管区三个人经过商量，今天特置办了二桌酒席算是为大家庆功。下面，我不啰嗦了，酒宴……开始！

    2

    象这种风卷残叶一样的山吃海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难免要放不开手脚。邻村的主任是位老主任，曾跟我学过大棚技术，情感上自是近了许多，便劝我，吃吧，不吃白不吃，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的。

    我一时不解，他又进一步向我做了说明，镇里原是不给管区拨经费的，怎么办？他们便背着镇里每村收二千元作经费，这些钱都是自经费里出的，不是自己的还有谁的？

    仅一会儿功夫，邻村老主任的舌头便已打起卷来，对我愈是亲密，嘴几乎啃到了我的耳朵，你知道那帮支书是怎么弄的？你老兄盖房子，我从我们村给你杀树弄梁杆；我耕地，你免费给我提供拖拉机。******，狗猫腻糊弄了老百姓糊弄不了老子。说着话，我身上已连中了他五拳，醉酒的人不知轻重，捶得我生疼，我便离开了他。

    管区主任也沾了酒，据说他喝酒有个不成文的名堂叫做“三二一，一二三”，即是盛三两酒的杯子前三杯必三口、二口、一口干掉，后三杯则正好反过来，未及六杯其他人已溜之乎也，他便唯我独尊，人称“酒王”，居镇机关“八大酒仙”之首。他粘粘糊糊地把我和刘老蔫儿拉到一块，然后把我们的手握到一起，却什么也不说，只嘿嘿地笑着。

    刘老蔫儿自那天我的委托票被族长爷爷抢给了村会计便懒得跟我说话，直选结束后更是如临仇敌，至此时尽管我亲热地叫着“老叔”，脸上仍是无一丝笑意。

    主任端着酒杯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两眼直直地瞅了我一会儿，又去瞅刘老蔫儿，刘老蔫儿还是那副雷打不动的表情，他便冲刘老蔫儿嚷道，人家都叫我老王，可有些事我是永远不会忘的。

    至今我也搞不清他那句话的含意，权且认作醉话。

    这时候，场面上起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因轮番离席敬酒，某村的书记和主任不知何时凑到了一起正激烈地争论着，正当管区主任赶去劝架的空儿，已分不清是谁掀翻了桌子，人们便陆陆续续地离去，刘老蔫儿还是象来开会时一样独自走了。

    而我感觉还是主动跟主任打一声招呼为好，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却已听不清嘴里到底在说些什么，片三趁机给了我一沓单据，说是我们村应交的经费，适逢我身上带着钱便随手给了他，回到家里一看，尽是些手续不全的饭费单子，只好自行销账了事。

    从那以后，村支书刘老蔫儿除了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到处开会之外，对村里的事一概不管不问，之后又称病不出。

    村民们也乐得不再去理他，便纷纷涌到我家里，有想建房的有想动员儿媳生二胎的有儿女不养老的也有承包地被邻居挤占的还有因子女不听话想要送去当兵教育的更有张三吐痰沾到了李四鞋上李四出手打了张三等等诸如此类看起来不大却甚是棘手的事儿一古脑全推到了我的面前，而且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在他们看来，只要当了官就会变得孙猴子一样手段无穷起来，着实搞得我头昏脑涨苦不堪言，幸赖各大族长的帮忙，我才稍稍得以清闲了些。

    刘老蔫儿有一族人素不喜与之往来，他便长期压着族人的建房申请不予报批，经族长会议审议，其确属住房困难户，我便决定优先为之报批，但到刘老蔫儿家盖章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与之理论，他虽找不出任何借口却就是不给盖章，后族人又去找他闹，他直挺挺躺倒床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刘老蔫儿做村支书三十年，从来都把公章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他常说这公章就象早年间皇帝老子的玉玺一样，丢了玉玺便丢了江山。因此，他谁也不信，用橡木定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亲自保管，用时小心翼翼地取出，用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锁好，几十年如一日。

    换届前，他便悄悄地把公章拿回家藏到了一个无人能找得到的地方，扬言不怕小子们发狂，看有谁离了老汉能蹦跶得了几天。

    没有公章确有不少事不好办，我只好去求管区主任帮忙，主任整整做了他三天工作，他嘴里愣是没有吐露半个字。

    镇里有位副书记甚是牛气，颇感不服，可找了他一天却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有人反映他反锁着门在家里睡觉，但任你喊破了嗓子只无人应声。副书记大怒，调了不少司法人员参与，但见不到人影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副书记灰溜溜地只有作罢。

    最终还是由夏雨这个小女子从家里偷了出来，气得他狂喷鲜血，自此便萎靡不振，逢人就说，旗倒了，小丫头卖主求荣，帅府盗走了帅印。

    据夏雨说，刘老蔫儿把盛公章的小盒子用厚厚的塑料纸包着藏到了老鼠洞里，她总算找到时，塑料纸已被老鼠咬破了。

    管区主任说，象你们村的这种情况还不算最糟糕的，我们第一次开会就掀翻了桌子的那个村，支书和主任互不相让早闹翻了，村委大院也被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归支部，西院归村委。东西两院各有各的政策，各有各的招法，支持支部的群众有事去找支部，支持村委的则去找村委，其实这样，两院的无论哪一面都办不了事儿，最后便谁也不找了，只顾我行我素，实在不得了。

    我总结了一下，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支部长期越权代替村委行使职权已经习惯得如同吃菜需要筷子喝酒需要杯子一样，习惯的惯性使得支部除了越权之外已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导村委会；而直选的村委会则强烈要求从支部的越权干预中摆脱出来又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支部的领导。

    不过，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久，村委会终归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据说，县里有关部门已着手研究支部和村委的行为规范，怕是快有依据了。

    这位被誉为“八仙”之首的主任居然能讲出如此精辟的道理，不得不令我刮目相看，便紧盯着他听他讲下去，偏他又转变了话题，说，这次的农业税征收任务一定要确保按期完成，现在虽已不是要粮要钱要命的时代了，但能否按期完成镇里派给的税款征收任务绝对仍是考察一个班子的重要标准。

    临去时，他再三叮嘱，显是对我的信心不足。

    因此，镇里安排农业税征收的会议一散，我便垫交了村里的税款，这是我们村近几年的首次。我的这一做法彻底消除了镇里领导对我的成见，再到镇里开会，连一把手书记也开始请开轿车的我，而不再理会骑破自行车的刘老蔫儿。

    能够得到一把手书记的接见并被请客，往往是不少老支书借以炫耀的资本，更何况是我这个还没有过周年的村委会主任呢。书记鼓励我说，把这几年的尾欠也全交了吧。一时间豪情万丈，我竟爽快地答应了，并当即与财政所长办理了转账划拨手续，引得一把手书记醉了酒，紧握着我的手笑个不停。

    当时，我并没有太多顾及村里的经济状况，只一味地关注着村里的局势，村里虽有不少的事甚是棘手，却也并非人们所传言的那样难以解决，便隐隐有一股躁热的激情在烘烤着自己，唯觉手脚象被捆绑了似的怎么也无法伸展。

    支书换届的时间说到便到了，由于自己不是党员，我便极力向镇里推荐村会计做支书，管区主任犹在不置可否，刘老蔫儿四处活动拉选票的消息倒是先传了过来。

    刘老蔫儿虽已长期不理村事，但他宣称决不放弃最后一块阵地，说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斗。死虎犹能伤人，更何况他做了三十年的村支书，据他自己说，他已拥有了党内绝对多数的选票。

    对于这些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绝对可以称得上可靠情报的消息，管区主任却丝毫不动声色，他似在不经意间就把我入党申请书的时间提前了半年，我摇身一变便成了预备党员从而具备了参加支部大会的资格。我心惴惴总担心被人看穿，而他却稳稳当当地坐到了类似主持人的位置上，坦然自若，谈笑风生。

    选举大会那天，刘老蔫儿自是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站到门口，面带微笑地跟每一位到会的党员寒暄，并破例递上自己特意购买的四元一盒的八喜牌香烟，而后彼此心照不宣地笑笑。

    人到齐后，他慢慢地踱入会场，朝大家拱了拱手，便志得意满地坐到他那三十年间从未变动过的座位上。

    见大家坐好，管区主任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只要留心观察便不难发现，那眼睛的余光分别在支书和会计两人的脸上各自停留了一会儿，才声音宏亮地宣布了一个任谁都不可能想到的决定：

    根据对我们村支部班子民主评议的结果，镇党委认为，我们村支部班子换届时机尚不够成熟，决定暂不予换届选举。同时，由于村支书刘老蔫儿同志因身体原因长期无法工作，考虑到该同志为我们村做出了杰出贡献，镇党委决定允其光荣退休，免去其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村里的全面工作暂由预备党员、村委会主任刘惠民同志负责。

    听到这里，会场里霎时寂静了起来，此时即便有一片树叶落下必也会造成人心灵上的强烈震颤。然而，只过了不足一支烟的功夫，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刘老蔫儿已涨得脸红脖子粗，他结结巴巴地反问道，这符合党章的精神吗？

    管区主任有些诡秘地说道，刘老蔫儿同志，我必须提醒你，这可是上级党委的决定，你不会连“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忘了吧？

    老支书刘老蔫儿顺从地低下了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坐了三十年象征着我们村最高权力的那把椅子，有些蹒跚地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他去世后，我们根据他的遗愿让他带走了那把椅子，或许在他见到马克思后仍旧可以坐那把椅子。

    闲话少说，只说当时看着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竟莫名其妙地如释重负，压力的突然减轻，居然会让我茫然无措起来。

    管区主任同样也呆了许久才自言自语道，不少失误其实也不能全怪罪到他的身上，单凭他做了这么多年支书仍不够宽裕的这一点儿，他就是一位好同志。照顾好他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不过，这位同志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早已把自己变得如同老牛一样倔强，为人处世不懂得变通，全凭个人喜好，这也是他丧失帅印的根本之所在。我找他谈过多次，可他至今仍认识不到，悲哀啊，我们当力戒之。

    对我来说，这一天，无论如何都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午，我非要开车拉管区主任去县里最高档的饭店吃饭。他甚是感念，却没有让我叫任何人，人也破天荒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极力劝酒，也坚决不肯多饮，边笨拙地啃着螃蟹边问我，想到过这样的结局吗？

    我摇了摇头，听他讲下去，他说着已有些动气，你推荐的那个村会计更不是个东西，依我看，连刘老蔫儿也不如，为了这村支书竟然给我送去了二千元，被我当场摔到了脸上。据说，他给副书记也送了，要不是我直接去找了老大，事情还不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愣了愣，眼前立即浮出村会计见到我和管区主任时的那副不阴不阳尴尬至极的表情，心生厌恶，情绪便变得起伏不定。

    他又反过来安慰我，千万别去为自己添负担，我是看你可交才告诉你的，其实，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关键的时候，就得靠朋友。这就是现实，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也别太当真。

    就象我这个管区主任，不过是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拿来混饭吃的差事，依我看，连你们这些村支书也不如：论官位儿，县里省里连******档案都不给存；论经济，不独立；论工作，尽是些扯不长拉不圆的烂事儿。变着法儿整点经费吧，又有人黑地里到领导那里告黑状，如果不是内线透露消息早，真不知要整出什么事儿来。

    其实******这些钱还不都用在了领导身上？逢年过节、搬新家、小孩升学结婚、过生日、生病，有哪一样不需要意思？万一有哪一次意思少了意思晚了不整得你服软才怪哩。******，现在这领导就是事儿多，生病也格外多。

    终日里小心翼翼还不说，万一遇上哪位领导哪天心情不好，不训你一顿，也要甩你个大长驴脸，让你哭不得笑不得又说不得。所以，那些有门路的会来事儿的都蹭蹭地窜了上去，或者调到了县里。象我这样的，就只有死靠，靠到退休算完了事。

    说完，他又给了我六千元的经费单子，分别是饭费、修街拉沙款、纸张等办公用品款各两千元，问我，是不是有点儿多？

    仅一次不多，但如此次数多了就多了。心里想着，我没有吭声，默默地把钱点给了他。他也不容易。

    3

    千万别以为我很大手，其实，我从不乱花钱，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儿小气。这是阿惠带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影响。但我做人有个原则，既然答应了的事便要尽力去做好，而且会一切都围绕着“做好”这个目标。

    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交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身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户人的利益，所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开性，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做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管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管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做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做了，重又做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出于慎重的考虑，我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出问题的户都逐一进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我的恩惠，自是满口应承。

    临近调整时，却仍有一青年人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扬言谁要敢动他的地他就要谁的命。青年人叫刘阿虎，论究起来还算是我的本家，他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是村里有名的种田大户。受他的影响，不少人也因为村会计的计算失误趁机闹了起来。

    既然已决定了的事，我不会就此放弃。我耐心地观察了他，除了喜欢玩几把麻将外，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爱好。所以，我一边责成村会计清理账目，一边暗暗地约见了公安派出所的崔所长。

    我原本并不主张司法人员介入村内事务，认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易于激化矛盾，但实在没有办法。

    崔所长不愧是个老公安，时机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当刘阿虎麻将玩到兴致时，乘机出手抓了他。刘阿虎原以为不过罚俩钱儿算完的事儿，可崔所长把其他人都放了唯独不收他的钱非要刑事拘留不可。刘阿虎熊了，百般哀求，崔所长就是不松口：要想出去，除非你们村支书来保你。他便托人捎信儿让家里人求我前去保他，并且再三叮嘱“切切抓紧”。

    直到土地调整圆满结束，我才磨磨蹭蹭地到了派出所，故作恳切地求所长，所长也故作百般刁难后才放了他，他自是对我千恩万谢。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发现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不仅帮他转包了部分土地，而且把他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培养了一段时间后又推荐他做了村里的团委书记。他工作上始终勤勤恳恳，为村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村里的事便顺了，我个人的事在阿惠的打理下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荣誉更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其中自不乏县委副书记的善意运作，算是他对我已故岳父的报答。

    当然，我在他母亲病重时也送去过五万现金，主要是为了在心灵上求得不依赖岳父的片刻安慰，也算是对岳父的一种敬重吧。

    我自不会去说这段经历，便有人费力地去猜测我和副书记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少臆造出来的故事让人听起来实觉不堪，但我懒得去辩驳，便有人信以为真，连镇委书记也对我放下了居高临下的常态而以兄弟相称。

    对于荣誉，我却并不象副书记那么热衷，常借故推脱而又委实推脱不掉。逢有这样的情况，副书记便问我，你学过政治经济学吗？不仅在中国，脱离政治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

    我辩驳道，物极必反，盈极必亏。

    他笑着道，你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地道的混蛋。

    这世上原是古来事难全，正志得意满时，便出了《天下财富》中所提及的阿惠的事，悲伤之余，请命运等式的提出者代为算了算，说我的命运值正急速下滑，世所罕见。大师的话令我颇费猜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客户给我讲的那个关于他们村支书的故事，又莫名其妙地出了一身冷汗，由此渐生退意。

    适逢我们村突然间又冒出一伙人，带头的竟是和我打小光着屁股玩到大的刘阿龙，他们以村里财务长期不公开为借口提出了质疑，其实是因为我公司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对我职务廉洁性的怀疑。我知道，但既以财务为借口便说财务吧。

    至于财务问题，我敢说自己问心无愧，但或许我所坚持的“不少东西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自己的村民有什么值得保密呢？

    已经有人提出了，我就敦促会计尽快理清公开，可他总以各种理由搪塞，起初我认为他必是受了我的影响，便没有深究。

    久拖未果，刘阿龙他们便整成材料到处散发。必是已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重视，因为镇委书记找我谈话了，看来，他对材料上的东西已是半信半疑，因为他甚是关切，但他还是安慰我说，不要怕，有问题只要说清了就是。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要给自己留一个清白！便暂时打消了引退的念头，坚决要求一查到底。

    书记虽感诧异，但由于我的坚持，还是同意了。

    由于镇里的审计站对我们村财务的审计总是不了了之，我便建议请了县里的专业审计师。经过近一个月马不停蹄地工作，问题总算查清了，报告如是说，经查实：

    刘惠民同志任职期间年均应酬接待费十一点八万元，超出镇里规定的三倍；村会计在收取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房屋租赁费过程中，通过收不入账的办法多次截留挪用集体资金；应当予以肯定的是，村集体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近些年不仅还清了村里的高额债务，村集体还积累了一千六百八十二万净资产；刘惠民同志任职初期，为了扶持集体经济，多次向村里提供无息借款三百零二万元，多年来从未向村里支取过任何报酬。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让我第一次有如此清醒认识的报告，但报告中提及的应酬接待费数额着实令我震惊，我曾暗中算过，原想也不会太少，却不曾料到会有这么多，这还不包括我自以为无法由村里入账而由我公司列支的二十万元。

    对于这个报告，镇委书记决定不予全部公开，但我还是坚持全部公开了。一经公开，村内舆论哗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功过要分开，后来，还是前一种观点占了主流。

    ——人们最看重的往往是最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我这些年由此而获得的机遇和人脉资源又何尝能用价值去衡量？虑及此，我当即决定用村里向我的借款把村里的应酬接待费抵顶到镇里规定的标准，并向镇委书记正式提交了辞职书。

    镇委书记恼了，撕毁了我的辞职书，问，你有问题吗？没有，叫人怎么看，想过吗？

    我说，我只求问心无愧，不管别人如何看。

    又问，我待你不好吗？

    我摇了摇头，他又说，你让我如何向副书记交待呢？

    我说，我自会交待。之后，便一心扑到了山区工厂的建设上。

    书记无法，只好按我的建议任命刘阿虎做了村支书。刘阿虎上任后，免去了村会计的职务，让刘阿龙做了会计。但刘阿虎毕竟是将才而非帅才，支部换届时，刘阿龙当选为村支书，安排刘阿虎分管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并兼任村农产品销售协会会长，也算是对他量才使用吧。

    这时候，山区先期投产的工厂开始见效了。山区的交通虽有些闭塞，但其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还是给我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或许利润最容易触及人的灵魂，山民的思想明显活了，只要思想活了，人就有希望。

    我又去找大师算了算，大师说我的命运值不再下滑正趋向高值稳定。

    这天，刘阿龙意外地找上门来了。他先是连连道歉，说因为村里事务忙才过了这么许久来看我；继而又告诉我，村里族长会议研究，我在任期间的应酬招待费多用在了拓展村里业务上，不能由我个人负担；最后他说，村里不能坐吃山空，准备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这是一个思想活跃有魄力的年轻人，他甚至有了利用兼并几个邻村来解决土地日趋不足问题的打算。问及有关对策，我尽力作答，心里竟不觉生出一股甜丝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