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九章 洛阳兵变

    胡太后也崇信佛教，但她与萧衍有很大不同，萧衍起码表现得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胡太后对佛教的信仰却只体现在各种铺张浪费上面，在国内大兴土木，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这样的方式推崇佛教，表达心迹。

    除了佛教，胡太后对待亲近的人也异常慷慨，崔亮等人只是对她有救命之恩，尚且在朝中荣耀一时，其父胡国珍的待遇就更加丰厚了，甚至死后还得到“太上秦公”的非臣谥号。

    朝中官员上疏认为历代以来皇后的父亲，从没有人称太上，太上二字也绝非臣属能够使用，胡太后终于不肯接受，还给父亲兴筑一座寺庙，雄壮华丽可与永宁寺媲美。

    胡太后到底是有主意的人，而且意志坚定，称得上是铁娘子，只是满腔热情总是似乎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对于国家前途毫无用处。

    经过多年的积累，北魏的弊病越发深厚，危机自然也越发深刻，距离彻底爆发也越发近了。

    519年，大乱前夕的恶兆骤然而至。

    本年正月，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向胡太后亲启密奏，建议改变铨叙制度，使军人不能转为文官。

    军人的地位在孝文改革之后一落再落，此时几乎已是社会底层，吃苦不讨好，各种福利也得不到，张仲瑀胆敢有此提议，也正说明了军人受排斥的现状。

    问题在于，就算普通百姓，被逼急了都会揭竿而起，有武装力量的军人若是被惹急眼了，后果显然更加恶劣。

    虽是密奏，但因话题比较敏感，张仲瑀的话还是传了出去，洛阳城里的军人开始在各个要道路口竖立木牌、张贴文告，号召大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采取行动屠杀张彝全家，以雪心头之恨。

    张彝父子听到了些风声，却并没当回事，认为这帮粗人不过是宣泄心中的不满，过不多久自会退去。

    可是一连数日，城中愤怒的气氛没有丝毫缓解，杀机一触即发。

    2月20日，羽林及虎贲禁卫军将近一千人，一起到中央政府集结，大声诟骂，要交出张仲瑀的哥哥、户政司长张始均，等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于是用砖石瓦块猛攻政府大门，府内官员全都吓破了胆，不敢出面禁止。

    变兵首领发觉这样下去并没什么效果，便带头转移方向，拿着火把一路点燃路边堆积的木柴和蒿草，用木棍和石头作为武器，直扑张彝的住宅，把张彝拖到院子里，进行百般殴打羞辱，然后纵火焚烧房舍。

    张始均已跳墙逃走，听说父亲被擒，中途又折了回去，向变兵下跪叩头，请求饶恕父亲张彝一命，变兵一阵拳打脚踢，把他抬起来扔进熊熊大火。

    始作佣者张仲瑀也被打成重伤，挣扎着逃一命，张彝挨到次日就死掉了。

    这件事在北魏国内引起巨大震动，而且民间舆论众口不一，有的指责政府乱来，有的数落军人胡闹，余波连续多日不能平息。

    胡太后担心引起更大的变故，所以只下令逮捕变兵首领和最凶悍的暴徒八人，斩首，其余的不再追究，并准许军人可以依照武官资历，转任文官。

    事后军人的愤怒稍稍平歇，但并没有彻底释然，不安定因素就此生根发芽，暗流开始四处涌动。

    也正是这一时期，北魏的选官制度发生重大转变。

    当时北魏官员缺额很少，可是候补的官员却很多，文官部长李韶，依照法令任用官员，难免引起大批人的不满，工作渐渐力不从心，在这一背景下，宫廷安全部长崔亮接替李韶，出任文官部长一职。

    崔亮也知道人事工作不好做，不但繁琐劳累，而且容易得罪人，于是他创立了“停车格”这种懒办法，即不管候选者的才能和品德，而只以任官或候补时间的长短作为升降的依据。

    这种办法确实简单易行，但却很不公平。人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本来就小，自从停车格制度实行之后，大量庸才得以上位，真正的有才干的人则多数埋没，至此北魏官员体系几如一潭死水，政府再也得不到真正利国利民的人才。

    那么真正的人才到哪里去了呢？有些自然就在寂寞中度过余生，有些则乘着国家接下来几年的局势变化，紧抓机会，腾空而起。

    高欢就属于后者。

    早在后燕时期，燕郡长高湖投奔北魏出任高官，后来儿子高谧因犯法被放逐到怀朔镇，于是于是从高谧开始一直到高欢三代都在北方定居，风俗习惯也从汉人变成了鲜卑人。

    高欢是高谧的孙子，虽然祖上显赫一时，但到他这一代早就没落，尤其在孝文改革之后，北方边镇的处境非常恶劣，高欢的生活当然并不好过，为了糊口，远到平城当低贱的差役。

    虽然家境不好，但高欢却是个帅哥，有次工作时被富翁娄家的女儿娄昭君一眼相中，并结为连理，高欢这才有钱买一匹马代步，也因之升级成为防守司令部的信差，常常送公文到京师。

    洛阳兵变时，高欢就在洛阳，目睹了这一惊世骇俗的恶劣事件，回家之后，纠结了好几天，跟身边的人说：“禁卫军竟然纵火焚烧大臣的住宅，政府恐怕引起更大的变乱，竟不敢过问，政治败坏到如此地步，大势可知，财产怎么敢说是自己的。”不久便把家产全都变卖，广交宾客。

    怀朔镇防守司令部官员、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户政司职员、咸阳人孙腾，民兵司职员、怀朔人侯景，监狱管理员、善无人尉景，广宁人蔡俊，很快就与高欢结成好友，在乡里间打抱不平，行侠仗义，为即将到来的剧变做准备。

    此时在国家的南方——洛阳城中，皇族贵胄们丝毫意识不到危险的光临，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斗富大赛。

    高阳王元雍的爵位和财富都居全国第一，王府房舍和花园猎场，与皇宫禁苑相差无几，奴仆六千人，婢女五百人，外出的时候，仪队卫士塞满道路，在家的时候歌声乐声日夜不停，一顿饭就消费数万钱。

    老臣李崇的财富仅次于元雍，但生活节俭惯了，没有元雍那么张扬，曾对人感慨说：“高阳王一顿饭够我吃三年。”

    河间王元琛，养有骏马十余匹，马槽都用银铸成，门窗上面雕有衔铜铃的玉凤和吐旌旗的金龙，有一次邀请各亲王欢宴，酒器中就有水晶酒杯和玛瑙酒壶，以及赤红色的璧玉酒瓶——全是西域的进口货。

    酒席上同时展示了绝艳的歌舞队、名贵的骏马，以及各色各样奇珍异宝，用过餐之后，元琛再引导亲王们逐栋参观仓库钱库，绸缎布匹多到无法计算，半道上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看不到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

    石崇是西晋时期的大土豪，以炫富著称于世，显然元琛比石崇还要猛得多。

    元融一向自负财产，眼看元琛家中的场面，回家后连续哀叹了三天，甚至因此病倒。

    胡太后与他们的炫富情形略有差异，但并没有本质区别，因她已是国家领袖，北魏的实际统治者，根本就没什么公私财产的概念，整个国库都可以自由挥霍，曾驾临绸缎库，让随行的亲王、公爵、公主、宫女等一百多人，尽个人力量去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于是拿的少的也不少于一百多匹。

    至于兴建寺庙，胡太后更没有节制，一座连着一座，永不休止，又下令各州，强制让各州政府兴建五层高的佛塔，后来又引导亲王、贵族、宦官、羽林禁卫军，全都跟风在洛阳建立寺庙，互相攀比规模。

    胡太后也像南方的萧衍一样举行吃素诵经大会，但她比萧衍的动作更大，施舍给和尚尼姑的财物，动辄以万为单位计算，赏赐给左右的更是没有节制，上位几年时间，国库已不堪重负，最后只好依靠减少文武官员的薪俸来维持自己的不良习惯。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腐烂到如此地步，可想国家的前途，北魏终究在胡太后的带领下走到了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