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国富？民富？
第十四章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的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地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地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的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的 司马光“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的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地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cao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地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地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地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地“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那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地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地吏员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地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地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的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地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地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地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加高大”所实行的法的继承 建中、崇法熙宁：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 人：qian人即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