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路过

    在洪家村里有一个祠堂，祠堂是每年春节时分最为热闹的场所。

    常州著名文史专家、常州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之光说，祠堂有五大功能：一是尊祖敬宗，纪念祖先的场所，发扬祖先的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的精神；二是寻根问祖，接待来访，联络宗亲的场所，加强民族团结，发扬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三是道德教育的基地，通过祠堂文化内涵，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如爱国、孝悌、敬业、诚信、友善，勤劳、俭朴等道德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等，发扬文明道德、和谐友好新风尚；四是陈列书画，阅读书报，增进知识，联络感情，增进宗亲邻里情谊，喝茶聊天休闲，发扬农村文化活动场所的作用；五是民俗文化、民间收藏的陈列馆，收藏陈列旧宗谱、旧碑记、旧石器、旧家具、旧农具，是新旧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修缮祠堂的工作刻不容缓。

    对于祠堂，松松有自己的偏好，他喜欢那热闹的场景，喜欢人山人海聚集一堂，那其乐融融的场景是松松的最爱。这天正月初一，松松早早的起床，就和父亲叔叔伯伯们去祠堂祭拜。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救济、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祠堂这一执法场所一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间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凡是婚丧寿喜，一般都有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宴席，设宴就餐，酒、菜非常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祠堂文化在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发挥过催化作用。作家二月河先生在长篇历史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位满族大臣奏请康熙皇帝，对汉人要实施满族文化统治，并对于汉人把满人称为夷人十分愤懑。康熙皇帝笑而作答，我们有汉人的文化吗？没有，有孔孟之道吗？也没有，我看还是按汉人的一套办法好，要把太庙修起来，叫老百姓把祠堂建起来，把宗谱修修好。至于叫我们夷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大舜皇帝不就是东夷人吗？唐明皇唐太宗不就是西夷人吗？为什么我北夷人就不能统治汉人呢！

    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满人灭了汉人的国，而汉人灭了(同化)满人的种”。当然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是不能作为史实依据的，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大清末代皇帝溥仪一口京腔，不会满语，不懂满文；另一方面，从清朝时期修的宗谱里就有贝勒开玉碟馆，修王家家谱，各地百姓奉旨修谱的记述。凡修好的宗谱，通常由房长保管，但其中一部须放在祠堂里封存供奉。那时全国上下都要修谱，在祠堂里举办圆谱活动，那是何等的氛围，汉满文化又是何等的融洽。

    无独有偶，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也阐述中国汉民族是由许多少数民族融合而成，汉民族的家族制度和宗族文化，是最具亲和力和包容性的。

    翻开人类发展史，那些曾在地球上辉煌过的古希腊、古罗马等民族已不知去向，在美洲尚能见到规模巨大的建筑遗址，却再也找不到建筑物的主人后裔在哪里？很不幸，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相比之下，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不正是中华文化之伟力吗！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正屋）。”所谓太祖之庙，即始祖之庙，以周天子来说，即后稷之庙。周天子的七亩是后稷、文王、武王三庙和四亲庙。四亲就是祢（父）、祖、曾祖、高祖四代亲。加起来就是七庙。祧，就是从宗庙中迁去神主。始祖庙永远不迁，叫百世不祧之祖。至于其他远祖的庙，就要根据他们与在位天子血统的远近而依次迁去神主，藏于祧庙。天子的始祖庙叫太庙。春秋周公庙也称太庙。后来各个朝代皇帝的始祖庙都称太庙。

    始祖居中，左昭右穆，奇数为昭，偶数为穆，第一代第三代第五代为昭，第二代第四代第六代为穆，区分昭穆有专官负责，官名为小宗伯、小史。此处所谓“庙”者，指神主、神位、木主、神牌、牌位、灵位、灵牌、灵主……

    到秦代，仍然是“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代，“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后代仍有遗风，湖塘卢庄徐祠，明代正德元年（1506）创祠，建在始祖墓左，左祠右墓。）《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文翁是西汉景帝后元年间（前143-141）蜀郡太守，兴学育人，业绩昭然，蜀人感之，于成都立祠纪念。这是见之于文献历史最早的众姓纪念的先贤祠。东汉永兴二年（154)吴郡太宋糜豹将无锡梅里泰伯旧宅改为祠庙，即泰伯庙。同时在苏州阊门外建至德庙。

    北宋，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官即王公大臣贵人，师者“天地君亲师”之师，是儒家之师，学校的老师。过去秀才才能当塾师，书院之师都是著名学者，大多数有功名，有些是告退的官员都是举人进士之类。明嘉靖（1522-1566）以前，“庶人无庙”，也就是百姓平民没有合法的祭祖的礼堂。

    明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称：“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庙。”于是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可见，江南民间宗祠多建于夏言上疏以后。以前多为先贤名宦之祠，民间多建在墓所的“看坟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