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 笔墨官司
黄东方长相辛苦，一副战神剧里面汉jian的标准长相，贼眉鼠眼，面相不善。 他常在网上以北大教授身份大放厥词，且脏话连篇，三观扭曲，有男“凤姐”的风格，不少北大学生站出来要求学校开除黄东方。 北大教授，在常人眼中是社会精英，黄东方却是典型的民粹头子，动不动就骂人汉jian走狗，使不少需补脑的“愤青”成为其拥趸。 互联网滋生“速食”文化怪胎，犹如这个时代下水道的老鼠，传播着疫病。 我对他毫不感兴趣。写书批判他，意在捍卫我以为正常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贺飞出版我的处女作的回报。 期间，我查阅了黄东方的著作和与之相关的信息，发现了其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他讴歌“******”，怀念那些鲜血横流的时代，爱好阶级话语，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这样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在当下不再少数，特别是经历过****的五六十岁的群体。 于是，我开始写书与他论道。 这本书出版后，没有想到会火。 大多数人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另一少部分人则天天来我的博客上来辱骂，词汇不堪入目，对于这类人，我的态度是不闻不问。 第一高兴的自然是贺飞，书有炒作点，能卖钱，何乐而不为？ 但没过几天，收到的法院传票领取通知让他也懵了。 我和出版社被黄东方起诉，黄东方认为我的书在内容及形式上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严重侵犯了自己人格，损毁了自己名誉，故要求判令我和出版社立即停止该书的出版发行，并赔偿精神损失50万元。 我和贺飞去法院领了传票，出来后，他安慰我说：“哎呀，我早就料到这个黄东方有这一手，是好事，这样我们的书又有炒作点了。判决没下来我们的书还可以继续大卖。” 黄东方起诉我和出版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不少律师愿意出面做我的代理人。 那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电话，他说他是律师，想帮我代理这个案子。 这个律师叫赵永，金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一直关注着这起事件，从出版社那里获得了我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能容纳正常的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和公众人物的批判都应该纳入这个范畴。书中的内容应该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理解，有些词并不是针对黄东方个人，而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至于原告方指出的该书对他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表示不认同。我愿意义务做你的代理人，因为我在你的文字里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对他表示感谢，约定第二天到他的单位面谈。 金诚律师事务所是亚洲第三大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位于国贸最豪华的写字楼里。 楼里大都是外资企业，来来往往的人打扮时尚，气质不俗。 律师事务所的装修考究，中国风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显得低调却极富质感。 行政秘书接待了我，她有礼貌地给我端上茶水后，让我等等，赵律师马上到。 赵永律师和我想象的差别不大，40多岁，留着平头，身材不高却相当结实，像一小钢炮，走路稳，两眼囧囧有神，有想法也干练的样子。 彼此问候后他单刀直入：“书我看过了，犀利深刻，对黄东方和他代表的思想批判很到位很彻底！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赵老师，其实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大律师事务所，500万以下的案子都不会过问，根本就不会接我这种小案子，您能俯身受理这个案子，我感到恨荣幸，非常感谢您。” “别这样说，案子的大小不能用金钱的额度来衡量，我们做律师的，只有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才合格。公平正义可没有大小之分，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激荡起的涟漪有可能波及很多人甚至全人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对公平正义的拯救。” “其实，也没有料到黄东方会这么快起诉。” 他微微一笑说：“人生第一次应诉难免会紧张，你大可不必，该干嘛干嘛，继续去签售，这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黄东方宣扬的那些腐朽思想早已经被现代主流社会抛弃，而且他在网上对人的辱骂已经发酵成了公共事件，你的发言其实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在当下浮躁的社会很有意义。” “我只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或许我的观点并不正确，但在我现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上，我不后悔发出声音。自由地发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弱者呐喊，这是我写作的全部目的。” “你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思想和深度，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坚持做你自己吧。没问题，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后，陆续接到了庄教授、《新言论》的主编冯玉强和学者于剑荣等都打电话慰问，他们关注着这个事件，并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作为晚辈，为他们的诚意感动。 还有一些熟识的和素未谋面的人关心这个事件。 在北京这么多年，常常错觉人流是冷漠的，车流是冷漠的，其实，温暖依旧在涌动。 心瞎比眼瞎更加可怕，多数时候，冷漠的只是自己的心。 袁正、陈菲、徐璐甚至白宗泽都打电话来问我是否需要援助。 袁正这厮在电话里瞎嚷嚷：“小宇宙哥哥，你这次是真爆发了，你这样一闹，你们文化圈又得引发多少笔墨撕逼大战，哎，你们文化人，真******没劲儿。” F4的其他人、梅哥和唐婷婷更不在话下了。 梅哥这女强人最生猛，她说：“小宇哥，要不这么着，我晚上潜伏到黄东方家里，把这脑残玩意儿给办了算了，免得你折腾。” 我问：“你想怎么办他？” “吊打、抽筋、下油锅，随便你选。” 耿浩又来一句“脑残”，结束了话题。 某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明知此人“惹不得”，还要虎嘴拔牙。 “一些知识分子的变化让我这样一个后来者很迷惑，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把‘汉jian’挂在嘴边，这些阶级意识早已过期。另外，还有很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变化其实有着典型的时代特色，黄东方不过表现得更为激烈，更引人注目。这就是知识分子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吧，我认为有必要执笔写一写后来人的看法。” 记者又问我：“我听到某人透露的内部消息称，黄东方以前跟你父亲是朋友，后来有过节，反目成仇，你写这本书是想为父‘报仇’？” “什么？谁说的？” 那记者轻轻地扇了一下自己的嘴，说：“呸呸，哎呀，不好意思，道听途说的，你不要放心上，我们跳过这个问题。” 我奇怪为什么这位记者提到我父亲，上次冯玉强也说认识我的父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父亲对我隐瞒了他的一段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中隐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