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己，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当然，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一一cao心。但是此事不知道为何，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马梦求看来，如果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么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sao。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己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倩静静的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出局，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西京评论》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的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倩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更加激烈的火上加油，她的性子，不会来指责我，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的观点，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的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倩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既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不可小视。”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倩眉毛一挑，用断然的语气说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助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吗？须知，《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倩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如果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倩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己而降敌么？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亮。” “官人谬赞了。”王倩装腔作势，玩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倩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倩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战死，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倩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倩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倩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己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六典》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 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凭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 一个人如果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己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jian，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少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jian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石越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的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 匆匆忙忙走到后花园门口的李丁文与*听到这阵琴声，不由相顾一愣，停住了脚步。李丁文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分不清是理解还是嘲弄，或者那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笑容。而*的脸上，却只有困惑。 石越自从到陕西后，也许是因为许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决定，而且权力也更大，也许只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而养成了一种习性，*感觉到石越身上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很难说清楚这种变化，只是他发现，石越虽然一如既往的全面听取下属与幕僚们的意见，但是在决策之时，却越来越少顾忌。 比如这次的奏折，石越就没有听取李丁文与*的意见，而是坚持要上书，并且用的是最快的急递。 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一时也说不清楚。 正在他出神的时候，忽听李丁文“咳”了一声，琴声戛然而止。一袭白袍的石越回过头，望着二人，淡淡说道：“潜光兄，子柔，你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