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８０６章 难题

    一小皇帝以为和谈当前对己方有利，且大有好处，但是有什么好处其没有说，郑虎臣知道规矩自然不会多问。可他知道小皇帝千辛万苦的打下这番基业，绝对不会凭鞑子几句话就会放弃的，其中肯定早有算计，自己要做的只是听从吩咐，做好份内的事情。

    “西北之事是不是有了结果？”赵昺傻笑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陛下，江南战事一起，事务局的主要力量便放置在这边了，战后才逐步恢复，属下最近才接连收到消息，本想稍后再详加禀告，陛下却料到了。”郑虎臣笑笑道。

    “朕哪里是料到了，而是猜的。”赵昺摇摇手道，“朕想南必那老娘们儿急于和谈必有缘故，琢磨着只有西北事定，而其监国期间不仅丢失了江南，且断绝了对西北的供应，双方已经闹翻，她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陛下以为真金会不会支持南必和议呢？”郑虎臣点点头问道。

    “朕也很难判断，不过以真金平日所为他应该会支持，其自幼学儒性情温和并不好战；再者此次为能继承汗位，真金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当下应会将精力放在整顿内政上；此外若是能通过和议勒索到钱粮，他应当乐意为之。”赵昺想了想分析道。

    “陛下以为南……那老家娘们儿会与真金合流，那岂不对我朝不利，应该设法阻止才好！”郑虎臣言道。

    “嗯，他们两人联合对我朝确实不利，但朕以为即便联合也是貌合神离，只是形势所迫才会暂时联手，可也……”赵昺点点头。他知道真金代表的是中原儒法势力，而南必代表的是蒙古守旧势力，双方实施的政策背道而驰，不可能尿到一壶儿去的。不过当下真金为摆平众宗王，自然会向守旧派妥协。而自己又是他们当前最大的敌人，那就有可能一致对外先拿自己开刀。

    “陛下有何担心？”见小皇帝脸上突现愁色，郑虎臣忙问道。

    “先将你获知的西北有关情报拿给朕看！”赵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催其将情报拿出来。

    “是，陛下！”郑虎臣急忙将汇集成册的文卷呈上。

    “嗯！”赵昺拿过摆摆手让其先自便，可郑虎臣哪敢离开，而是坐到一边备问。

    赵昺翻阅着文卷，一字字的细看，想要从只言片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他也了解到了西北汗位争夺的经过。忽必烈死后，在西北外宗王的反对下，真金无法顺利继承汗位。但在忽必烈系的诸王纷纷赶到和林后，形势开始发生逆转，毕竟他们不会坐视外宗对汗位虎视眈眈，而他们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实权宗王，外宗势力退缩了，可依然要求召开忽里台大会从他们兄弟中推举大汗。

    忽必烈系在逼退外人后，很快又陷入内乱之中，毕竟汗位太过诱人，而外宗势力又趁虚而入再次介入其中，挑动他们之间又开始相互争斗。相持不下之际，他们想起老爹还晾在一边没有安葬，于是真金提议先埋了老爹再解决兄弟间的事情。

    看来读书多也是有好处的，真金想到外宗皆是守旧势力，自己在争位中处于劣势，于是利用自己太子的身份召集各地重臣前来奔丧，从而把自己一干亲信招至上都。其中拥护汉制的左相安童、伯颜及等人陆续到达，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安童是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母弘吉剌氏，察必皇后之姊。他既是勋臣之后，又与忽必烈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由木华黎家世袭第三怯薛的怯薛长，时仅十三岁。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忽必烈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答对后忽必烈甚喜，于至元二年，下诏令年仅十七岁的安童与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

    后来由于忽必烈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他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窝阔台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

    二十一年，安童回朝后和礼霍孙任右相。他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又因启用卢世荣而遭到斥责。不过以其出身和两次任相的经历在元廷和外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又掌管着侍卫亲军，份量是不轻的，同时他也知道南必皇后不喜汉制，因此当仁不让的站在了真金的一边。

    伯颜自不必说，他祖上便随铁木真征战，只因偶然的机会便受得忽必烈赏识，留作侍臣，与谋国事，其能力一直没有能和他相比的。忽必烈越发认可他的贤能，便敕中书右丞相安童的meimei给他做老婆，并说：“做伯颜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

    此后伯颜领兵平定江南，不久以宗王昔里吉等叛执北平王那木罕，自阿力麻里东犯和林，奉命率师北上，大败叛军于斡耳寒河。此后协助真金抚军，受命镇守西北。因为伯颜善战，才略过人，赏罚公平，治军甚严，在西北诸军中素有威望。而他与真金交往深厚，和安童又是姻亲，便成了其的左膀右臂。

    真金有了两位大将的相助如虎添翼，在他们的谋划下，首先稳住了有所动摇的镇南王脱欢，答应赦免失去江南之罪，将其拉到真金这一边；又通过答应优先增加补给安西军粮，说服忙哥剌支持真金；最后以让也先帖木儿家族世袭云南王为条件，获得忽哥赤一系的首肯。

    对于一直不服的那木罕，他们不理不睬，其再蹦跶只有一个人也闹不起事情来。而那些外宗王在软硬兼施下也闹不起事情来了。这样明显的政治打击，强悍的那木罕不可能不反感，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背后的小动作当然也会暗流汹涌。现在什么都被剥夺了，还要和家里人争权，心里的那个怨恨就不用提了，当然也在处心积虑地搞搞对抗。

    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困兽犹斗的那木罕当然是有了反心，最后是公开摊牌铤而走险了，与其这样不死不活，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在葬礼之后，他领军袭击真金营帐失败后，带领所属的怯薛及亲信逃向辽东封地，叛离了元廷，自立为王，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如此一来，真金登上汗位的道路皆被扫平，在忽里台大会上被众王推举为新一代的蒙古大汗。但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如今宋廷趁他们内乱之际重新收复江南，逼反了北安王那木罕，面临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叛军袭扰。而经过这场权力之争，真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无法骑马，不得不滞留到春天转暖之际才踏上南返之路……

    “真金和诸王都是刚刚离开和林的吗？”赵昺看完后，抬头问郑虎臣道。

    “禀陛下，按照鞑子大汗召见诸王的惯例，应是大汗行驾先行离开后，诸王才会陆续离开！”郑虎臣回答道。

    “嗯，真金是二月上旬离开和林，那么其它诸王也都在途中。”赵昺随手拿过地图，在长几上展开。

    “陛下，是想在真金归途中下手。”郑虎臣赶紧拿镇纸帮助陛下压好问道。

    “现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并非是真金，且他回去后还会有一番争斗的。你以为当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哪里！”赵昺摇摇头道。

    “陛下……以属下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当属川蜀和大理旧地！”郑虎臣看着地图沉吟片刻道。

    “嗯，你说得不错。”赵昺点点头道，“两地相较，朕以为大理旧地对我们威胁最大，当年鞑子无法突破两淮防线，便先取大理对我朝迂回包抄，从而形成合围之势的。如今我们收复江南，依然对我们的西翼构成威胁，西线兵团面临的压力极大。”

    “我们平定江南后，大理各蕃部纷纷叛离，陛下是担心也先帖木儿返回云南后迅速镇压各蕃，依然对我朝形成威胁。”郑虎臣答道。

    “是的，因而我们绝不能让其回到云南！”赵昺重重一拍案几道。

    “属下定做好此事，将其击杀！”郑虎臣施礼道……

    …………

    赵昺与郑虎臣商议至深夜，在黎明前郑虎臣才悄然离开返回京城。而他小憩片刻天便亮了，在与众侍卫对练了一番后，用罢早膳又回到了书房处理公文。最上面的一份依然是兵部送来的，他翻看后不知如何落笔，此事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收复江南后，为了应对拉长的战线和镇戍各地，赵昺下令大规模扩军，只禁军就迅速膨胀到三十万人。而部队的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算武器的匮乏，据兵部统计此番虽扩军至五十万，但是现在全军共有火枪二十五万支，库存不足六万支。各式火炮千余门，但无法满足需要，尤其是水军最为缺乏。同时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武器损耗也十分严重，辎重司报告需要修理的火枪就有近万支，而军器监虽然已经迁到京城，并恢复了部分生产能力，但仍然不足以弥补缺额。

    当下征募的新兵正在进行基础训练，矛盾尚不突出，而即将进行持械训练，那么将导致新兵无枪可用的窘境，入编后也会严重影响战斗力，因此堪待急需解决。现在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也牵连到火药、炼铁、子弹、炮弹等配套作坊扩建，可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原因是扩编带来军官短缺，有经验的，尤其是经过新军训练营出来的士兵都被提拔起来，导致作为作战骨干力量的军士力量被严重削弱，使得部队作战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扩编后编制扩大，新兵尚在训练，缺编却严重，难以承担作战任务。

    第三大问题便是经费的紧张，即便按照每个兵丁每年需要百贯计算，每年至少也需要五千万贯的军费开支。这还不算重新修建营区，打造新的战船及制备武器、被装等费用。而当下善后工作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抚恤阵亡，安置伤残，奖励有功，还有服役满七年的退役士兵也要发放退役金。

    现在朝廷重回江南，官员的增加，城池的兴建及安抚民众都要大量的资金。当下靠着打土豪和战争缴获还能应对过去，而今年却要在不增加赋税情况下筹粮、筹款应对可能随时爆发的战争，靠什么弥补财政的亏空，填补军费上的大窟窿，真是让赵昺愁死了。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恢复中原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进行平衡，要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

    赵昺知道既然自己已经坐上皇帝宝座，就无法规避种种难题，也无法逃脱为人君的责任，要向打仗一样杀出条血路，对当前的国策进行改变。而这个难度也不小，但绝非大家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当时尽管没有立法议员，但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