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强渡乌江破黔军 遵义会议从头越
【史要】“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强渡乌江；蒋＊介＊石＊趁机控制贵州；中＊共＊“遵 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层；瞿秋白就义；“红十军团”兵败玉环山，方志敏遇害…… 却说，“通道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向黎平挺进，并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占领黎平。 由于，博古、李德只是把“进军贵州”作为权宜之计，仍主张“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故而，到了黎平后；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黎平县二郎坡的胡荣顺商号内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由******主持，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人出席，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 会上，博古继续讲了“由黔东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 李德虽未出席，但他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过的意见；再次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同时，又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下发后，立即得到了各“军团”首长的拥护。 “中央军委”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重新组织战斗力；然后，突破了“黔军”的清水江防线，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抵达乌江南岸。 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 蒋＊介＊石＊《命令》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进驻剑河，王东原的“第十五师”进驻锦屏，章亮基的“第十六师”进驻江口，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进驻沅渡，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进驻会同；又令“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副师长”兼“第三旅旅长”廖泽为“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三路指挥”，进驻松坎。 同时，《令》“贵州省政府主席”兼“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犹国才率“黔军四个师”集结于平越、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妄图以“乌江天堑”扼守、阻截“红军”。 而此时，薛岳所率“追围军”之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周浑元的“第五师”已尾追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情况十分危急！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猴场的当天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伍修权。 “猴场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决定》：“‘红军’一举突破乌江、直捣遵义，实现‘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后，毛＊泽＊东＊又参与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于是，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并派遣“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进抵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一月二日，“红军右纵队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余庆县箐口附近的回龙场渡口，击溃了驻守的“黔军”万式炯部，渡过乌江。 当日上午九时，“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在乌江界河用竹筏强渡乌江未成功。 入夜后，“红四团”再次强渡乌江，“红三连连长”毛振华率四名战士终于登上北岸。 一月三日，“红军”在乌江界河发起猛烈攻势；驻守乌江的“黔军教导师第二旅旅长”林秀生率所部“第三团”、“第四团”顽强抵抗，终于未能守住这条“天堑”。 “红军干部团”、“工兵连”、“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架设浮桥到达对岸，“纵队红三军团”也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 至下午五时，“红军”强渡乌江成功，“红一军团红二师”的先头部队还占领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 “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见乌江天堑已失，只得向遵义败退。 一月四日，“红九军团”也占领了遵义东北相距百余里的湄潭，“红三军团”进至遵义县南白镇的懒板凳，红五军团”已在乌江南岸经中坪、龙旺逼近开阳。 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更是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攻取距遵义五十余里的团溪，并在遵义城外桑木垭、丰乐桥与“黔军教导师”激战。 驻守遵义的“黔军”大溃弃城而走，“黔军教导师副师长”、“遵义城防司令”侯汉佑率部从遵义北门往娄山关败逃。 一月六日，“红一军团红二师”攻克遵义；并乘胜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战果。 王家烈只得《电告》蒋＊介＊石＊：“匪大部渡过乌江，一股在江界河向我猛攻，又一股在乌江南岸逼近开阳；支日分陷湄潭、团溪，遵义已失。” 殊不知，蒋＊介＊石＊正有意借“追剿‘红军’”之名跟着进入黔境；今见“黔军”败退，正中下怀。 于是，蒋＊介＊石＊《任命》薛岳为“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令》其率已在镇远等地的“追剿军”进驻贵阳。 薛岳进驻贵阳后，即控制了贵州局势；随即，《任命》“黔军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恩演为“贵阳警备司令”，接管贵阳防护。 于是，“国民党中央军”反客为主了。 且说，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自从“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以后，作战又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黎平会议”后形势才有所改观，使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经验教训中终于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因此，强烈要求“更换中央领导班子，改变军事路线”。 这时，******、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开始反省“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把“国民党军”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遂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的休整机会，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九十六号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现“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内举行，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与“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另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李卓然、******、伍修权等人，“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也出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政策上和军事指导上有个别错误”，而不承认“是路线及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及与其他‘苏区’和白区的工作配合不够”，竭力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 随后，由******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听了博古的《报告》，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接着，洛甫、王稼祥也说：“不同意。” 于是，其他人都纷纷表态：“不同意”。 然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道：“博古同志的《报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为，这个总结《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全线出击’的口号，后来变成了‘全线防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五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四十万，红军四万，仍然是十比一；前四次‘反围剿’，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我们却赢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仍然是十比一；而这次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吗？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在瞎指挥，哪能不败阵！？” 李德凭着一种直觉，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李德眨巴着眼、一脸不高兴。但是，毛＊泽＊东＊讲的又全是事实，李德不好辩护、更不便发火。 洛甫接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有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的分析归纳，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很欣赏。” 彭德怀对李德的瞎指挥深受其害，忍不住大声说：“博古与李德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时，连迫击炮采用什么曲线都要规定，还叫人怎么打？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红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太大了！‘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以来，八年啦；‘红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就这样，三天的会议开成了对博古与李德的批判；然而，会上却没有谁拍桌甩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始终保持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遵义会议”指出李德、博古、******仨人“在军事上犯了领导错误”，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 博古蹙着双眉，处于一种被告的地位；李德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最后，朱德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大家这才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于是，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做出几项决定：“一、毛＊泽＊东＊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作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同时，“遵义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给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陈毅发《报》，通知他们“设法率‘红二十四师’各部突围”；然因，此时的项英、陈毅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原来，“红一方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项英、陈毅率领“红二十四师”浴血奋战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 但因，此时的“红二十四师”要想突围已不可能；于是，项英、陈毅只能率领“红二十四师”钻入深山密林、靠打“游击”与敌周旋。 而此时，“****江西中央苏区”红都瑞金、长汀、雩都等地，均被“国民党中央军”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和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了。 宋希濂与李默庵都是“黄埔一期生”，曾是“中＊共＊党员”、“中山舰事件”后退党；尔后，遂都成了蒋＊介＊石＊的“干将”、攻打“苏区”时也就成了急先锋。 “国民党军”攻占“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各地的“农会干部”。 许多随同而至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则组成了所谓的“还乡团”，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反攻倒算，随意捕杀、连无辜的民众也遭了殃；顿时，到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鬼哭神嚎、鸡犬不宁，村村寨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鉴于形势如此恶化，项英、陈毅只能率“红二十四师”钻深山老林；更有甚者，此时用于联系的《电台》在战斗中又受损，遂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白区打游击何其困难，稍不慎就有被捕杀的危险；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到了，许多人在这严峻的考验中﹑敌人的利诱下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嬗变。 继“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等人叛变后，又有“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相继叛变了。 特别是，龚楚叛变后，率领三十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以在南雄北山龙狮石“召集游击队开会”之名，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而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 结果，除几名逃走外，“北山游击队”六十多人均遭诱杀，酿成了“北山事件”。 所以，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誓死不变的瞿秋白﹑项英、陈毅等人，不但要与残暴的“国民党军”作斗争，还要与曾是自己营垒﹑熟悉内部情况的叛徒周旋，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因此，当时“赣、粤边游击队”中甚至流传了一句话：“革命同志坚持不下去的可以离开队伍，但不要出卖同志，仍可视为同志。” 而项英、陈毅率领“红二十四师”的战士们，硬是依靠老区群众、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终于在“赣、粤边”利用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作殊死斗争，把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 此时，陈毅身负重伤；但他拖着病体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在“国民党军”用尽了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残酷手段，凭着胸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贞不移的丹心，终于坚持了下来。 并在梅山被围的二十余日里，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之机；陈毅甚至于做好了献身革命的准备，写下了豪迈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的瞿秋白与“红二十四师”的三百余人在上杭活动时，却被宋希濂的部将钟彬所率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第一○八旅”阻截。 结果，瞿秋白与三百战士不幸都被俘。 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敌人一时不识；然因，有人贪生怕死、供认了他。 宋希濂逮住瞿秋白后，将他押解到长汀。 在受尽严刑拷打后，瞿秋白坚贞不屈；最后，于六月十八日晨，在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内就义。 就义前，瞿秋白用俄文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始终如一、忠贞不渝。 且说，寻淮州率领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德兴县的重溪后，与“红十军”会合组成为“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组成后，决定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 十一月十九日，寻淮洲、刘英率“红十九师”先行出发，经怀玉山向浙西前进；沿路击溃了小股“国民党军”，拆毁了不少碉堡和路障。 五天后，方志敏、刘畴西率“红十军团”主力也踏上了征程，向安徽进发。 “红十军团”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注意，每天都有意大利制的空军侦察机飞临侦察，“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率部尾随而至。 十二月十日，“红十九师”与“红十军团”主力在黄山东南的汤口会师；全“军团”立即大造声势，执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政策，并积极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救国主张。 “江﹑浙”素为中国之财赋重地，“国民政府”的财源所系；如此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坐不住了。 于是，蒋＊介＊石＊立即调动五个“正规师”、二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共十万余人；以俞济时为“总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十军团”猛扑过来。 面对严峻的敌情，“红十军团”指挥部召开了会议。 寻淮洲﹑粟裕主张将跟上来的王耀武部打一仗，给个下马威；乐少华则认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与“红十军团”兵力差不多，但武器远胜过“红军”，不能硬拼；最后，方志敏﹑刘畴西觉得有必要给敌人一个打击﹑以求得主动。 于是，决定在浙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打击尾随而至的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 乌泥关距谭家桥五公里处是个山隘口，一条公路自南向北通过，路东侧有一个高地，靠北侧是一溜小山坡，公路南端有一道悬崖，这个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 刘畴西将“红二十师”放在路北侧山坡主攻位置上，“红十九师”埋伏在路南侧高地，“红二十一师”则迎头堵击；待“国民党军”进入包围圈后﹑突然出击，求歼王耀武部。 十二月十四日，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出现在山隘口﹑将要进入伏击圈。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由“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胡天桃的“红二十一师”中一名战士因过度紧张﹑竟然擅自开枪走火了。 这下，立时引起了王耀武部的警觉；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沿公路两侧展开，并抢占了最近的高地”。 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于是，乌泥关一带枪声大作﹑喊杀连天，一场“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于是，“红十军团”集中火力向王耀武部扫射，一时倒也把“国民党军”打了个手忙脚乱；但是，担任主攻的“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缺乏战斗经验，只顾打得痛快﹑没能及时发起冲锋。 而寻淮洲的“红十九师”部署在路南的悬崖地带，出击地域狭窄﹑兵力一时无法展开；因此，也耽误了攻击的最佳时机。 王耀武看出乌泥关南侧高地火力较强，而路北侧山坡火力较弱；于是，他集中旅里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压制住南侧高地火力，而《命》部队向北侧山坡发起猛攻。 由于，部署在北侧山坡上的“红二十一师”是“地方部队”改编而成，没打过像样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 王耀武部乘机冲上北侧山坡，“红二十一师”阵地即被“国民党军”攻陷。 见北侧阵地陷落，寻淮洲急了，立即组织反扑﹑欲将阵地夺回。寻淮洲手端机枪﹑带头冲锋，不幸腹部中弹倒下了。 此时，““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军政委员”刘英也负伤了；方志敏﹑刘畴西只得赶紧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 “红十军团”撤离战场后，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因伤亡也很大，故也下《令》“收兵”没有追击。 撤退途中，寻淮洲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年仅二十二岁。 寻淮洲牺牲后，王如痴接《任》“红十九师师长”。由于，寻淮洲的牺牲，使“红十军团”的土气低落了。 尔后，“红十军团”经旌德、泾县、青阳、太平直向皖南而去；一路在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又与“国民党军”发生了遭遇战。 由于，士气低落﹑无心恋战，各战均无所获；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红十军团”转回赣东北，北上皖浙边的行动至此失败。 一月十五日中午，在德兴县的港首村，“红十军团”又与“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遭遇。 此时，负责掩护方志敏及“军团”机关﹑伤病员的粟裕所率“红十九军”八百多人与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团”主力的联系，被“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切断了。 第二天，方志敏、粟裕率领“红十九师”的八百余人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截，到了化婺德附近的陈家湾村；等了许久，却不见刘畴西率大队到来。 原来，刘畴西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阻击后，混乱中“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被打散；刘畴西、王如痴率主力连打边撤，来到了怀玉山黄土岭南侧的一片密林内；因部队饥饿疲劳，决定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闻知后，为促使部队当夜闯过常山、平乐一带的封锁线，遂带着几个人去找刘畴西及其大部队。 谁知，就在这一夜，“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王金镛的“独立四旅”、“浙江保安纵队”等已赶至，将“红十军团”主力围困在了方圆只有十五里左右的怀玉山地区。 此时，“红十军团”已只剩二千余人，且弹药缺乏；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在高竹山铜钱坑被俘。 仨人被捕后，同时被押往江西上饶监狱﹑后解往南昌；在狱中，仨人表现坚贞不屈；方志敏还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约三十万字的文稿。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仨人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 就这样，“红十军团”只有粟裕率领的八百余人存留下来，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送到上海治疗。 此后，“抗日先遣队”余部改称“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继续坚持在“江﹑浙”一带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