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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蒋介石再举北伐 冯玉祥自顾不暇

    【史要】蒋介石再举“北伐”,进军“豫、鲁”;“陕军”联合反冯,冯玉祥自顾不暇……

    却说,“宁、汉战争”结束,蒋介石东山再起之时,河南的局势终于也有了转机。

    原来,一直牵制“国民联军”的“天门会”忽然起了内讧;其“武传师”冯贵德与“文传师”冯保汉为争权夺利而火并,结果是两败俱伤;于是,“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石友三、“国民联军第二十军军长”庞炳勋趁机攻击,终于将豫北的“天门会”击溃,其首领“总团师”韩裕明带着残部窜入山西去了。

    如此,被牵制的“国民联军”终于可以抽调东向、反击“安*国*军”了。

    于是,“国民联军第六军军长”韩复榘与“国民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孙连仲率部驰援困于开封的鹿钟麟,一举将围攻开封的“安*国*军*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部击溃;刘志陆败逃回山东,开封之危即解。

    与此同时,“国民联军第三军军长”孙良诚、“国民联军第四军军长”石友三在考城与“安*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潘鸿钧激战。

    结果,潘鸿钧在交战中被击毙,所部没了主帅即溃不成军了;将士或死、或伤、或俘,几乎全军覆没。

    刘志陆部败逃,潘鸿钧部被全歼,顿使另两路“安*国*军”徐源泉、张敬尧等部惶恐不安了,皆不战自溃丢盔弃甲地纷纷逃回山东。

    虽然,冯玉祥粉碎了“安*国*军”的进犯;但是,张作霖随时仍会卷土重来。因此,冯玉祥仍希望“国民政府”能再举“北伐”,以将张作霖赶出关外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唱了一阵“当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的高调后却没了下文,冯玉祥也就忍不住又催促他赶快举兵“北伐”。

    而此时,李宗仁与白崇禧见湘南已被收回,“粤、桂、湘、鄂、皖”又连成一片了,也就没再把已藏匿于井冈山上了的区区几支“起义军”太放在眼里。再说,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的江西境内,应属于朱培德的辖地;“桂系”也就懒得再去管了。

    且李宗仁为防蒋介石染指“湘、鄂”,也附和冯玉祥力促蒋介石再举“北伐”,以将他的注意力引向北方。

    然而,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眼见得中*共*在“湘、鄂、赣”等地闹得如此厉害,总是令他放心不下;所以,他想先将上井冈山了的****剿灭后再举“北伐”。

    至于,自己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那番有关“北伐”的言辞,无非是为了安抚一下冯玉祥等人的情绪而已。因为,凡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在蒋介石看来,“剿共”比“北伐”更紧迫。当然,蒋介石知道李宗仁的用意,也能感知冯玉祥的切肤之痛;所以,他还是打算将“北伐”放一放。

    可是,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却一再催促;迫于众多压力,蒋介石只得同意“立即兴师‘北伐’”了;否则,令冯玉祥失望了,对于刚东山再起的他恐会不利。

    再转而一想,“北伐”毕竟是前总理孙中山的未竞事业,再举“北伐”能得民心;而自己也早矢志于此,迟早要为之事、莫如顺势而就了。

    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决定“先举‘北伐’”了;而将“剿灭‘****’”的事交给了时《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且敦促他“戮力进剿”。

    然而,虽也主张“清党”的朱培德,对于要他“用武力去‘剿共’”却不甚热忱;因此,朱培德干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称要“辞掉‘江西省主席’之职,专理军事,共举‘北伐’”。

    朱培德欲撂挑子,倒使蒋介石不知该如何好了?赶紧复《电》“慰留”,才让朱培德仍留在“江西省主席”任上、没有辞成。

    只是,如此一来,蒋介石不宜再催促他“戮力进剿”,只好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

    为举兵“北伐”,蒋介石决定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

    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团”。

    “第一军团”由刘峙《任》“总指挥”、林伯森《任》“参谋长”,“第二军团”由陈调元《任》“总指挥”、阮肇昌《任》“参谋长”,“第三军团”由贺耀祖《任》“总指挥”、谢履《任》“参谋长”,“第四军团”由方振武《任》“总指挥”、杨恩熙《任》“参谋长”;败走江西的缪培南的“第四军”,被蒋介石收编后划归了刘峙的“第一军团”,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则为“第一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第二集团军”不变,仍由冯玉祥《任》“总司令《任》“;下辖九个“方面军”。

    孙良诚《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任》“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任》“第八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

    阎锡山的“晋、绥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团”,商震《任》“第一军团长”,徐永昌《任》“第二军团长”,杨爱源《任》“第三军团长”。

    而“桂、湘、鄂”三省的军队则合编为“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辖有原“第七军”夏威、陶钧、胡宗铎等部,以及黄绍竑的“第十五军”、鲁涤平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岳森的“第十四军”、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李燊的“第四十三军”,还有被收编的唐生智旧部李品仙、何键、叶琪、刘兴、周斓等部,共十六个“军”加两个“独立师”。

    同时,广东的李济琛仍“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的“第四军”、徐景唐的“第五军”、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陈铭枢的“第十六军”。

    另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赖心辉的“第二十二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及“黔军”周西成的“第二十五军”等部。

    而云南自从“四镇守使”发动“二·六政变”将唐继尧推翻后,又经过一年的争斗,终于让“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独占鳌头了。

    于是,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坐镇西南、当“云南王”了的龙云也归于蒋介石麾下。

    至此,“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已达百万,势力大盛了。

    “国民革命军”改编完毕后,蒋介石即决定“以四个‘集团军’为主力组成‘北伐军”’;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北伐军总参谋长”。

    且因,蒋介石打算“亲自率领‘第一集团军’北上”,遂让何应钦“坐镇南京、留守后方”。

    接着,蒋介石又着手制订了《北伐方略》,拟定“北伐”的“总方略”为“先克‘齐、鲁’,再取‘京、津’,进而统一全国”。

    并拟定此次“北伐”,由“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集团军”分三路进取。

    一路是蒋介石亲率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主攻山东;然后,经山东的泰安、济南后直扑天津。

    另一路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其中孙良诚的“第一方面军”由豫东东进鲁南,协助“第一集团军”攻取山东;大部则沿京汉线北上,进入直隶袭取北京。

    再一路则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除商震的“第一军团”驻守雁门关外;徐永昌与杨爱源的两个“军团”则出娘子关、循正太路东进,配合“第二集团军”攻取直隶。

    而因,“湘、鄂”尚未完全安定,“第四集团军”未能尽调;遂让程潜与何键“留守湖南”,鲁涤平与李燊“留守湖北”,黄绍竑仍“驻守广西”。

    故而,“第四集团军”只抽调了夏威、陶钧、胡宗铎等部作为“总预备队”;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等唐生智旧部组成“第十二路军”,由白崇禧率领,沿京汉线北上、参与“北伐”。

    部署定后,蒋介石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北伐誓师通电》。略云:“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誓除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毋负国人期望;实行三民主义,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

    如此,正式《宣布》“北伐”了。

    同时,考虑到此次“北伐”目标欲取“京、津”,其间恐与列强在华利益发生冲突;故而,蒋介石特又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言:“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愿我友邦,保持和平,平心视事,毋碍革命;为增进中外睦谊,共同努力。”欲以此安抚各国列强,以利于“北伐”顺利进展。

    然后,蒋介石率部渡江向徐州进发。

    四月九日,“第一集团军”进驻徐州;于是,蒋介石将“北伐总司令部”的大本营设于徐州;然后,即于当天又下达了《北伐总攻击令》。

    于是,再次“北伐战争”的枪声又打响了。

    此时,张作霖正因孙传芳“南下”受挫,张宗昌“西进”败北而失望;忽闻《报》“‘南京国民政府’再举‘北伐’”了,确又令他大吃一惊。

    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自从攫取了“湘、鄂、赣、皖、闽、浙、苏、沪”等大片地盘后军力大增,张作霖自知已难与匹敌。

    以往,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尚可利用以乘隙攻击;但“宁、汉战争”结束,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人出走而蒋介石复出后,其内部矛盾似已化解;遂有今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结盟来攻,无论军力和气势都占了压倒的忧势。

    而张作霖自己这边,孙传芳、张宗昌的受挫败北,使整个“安*国*军”都受到了撼动而军心甚是萎靡不振。

    虽然,在自己的帮助下、孙传芳已重建了三个军,但元气仍有待恢复;如此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欲迎战,胜算实是很小。然而,当张作霖想到自己已是堂堂“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也就觉得不能示弱,再是不利也得拼上一阵;否则,不战自溃岂不被世人耻笑?

    因此,他打肿脸充胖子似地横下了一条心“要与‘北伐军’决个雌雄;若是打得赢,最好;若是打不赢,再撤回关外去不迟”。

    张作霖如此思定后,即召集诸将会议部署迎战。

    经部署,退驻鲁中的张宗昌正面迎战欲沿津浦路北上、犯鲁的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驻于鲁南的孙传芳阻截欲由豫入鲁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并切断“北伐军”的“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而驻于直隶的张学良与褚玉璞则扼守“直、豫”边界的彰德与大名一线,以阻截欲沿京汉路北上、入直隶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

    而此前,韩麟春因病去职,已接任其职了的杨宇霆阻截欲出娘子关东进、入直隶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已进入晋北的张作相继续对驻守雁门关的“第三集团军”商震部施压,以牵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吴俊升则坐镇奉天,以确保“东三省”的安全,并兼作“总预备队”策应各路。

    张作霖如此部署,倒是方寸不乱、可谓缜密有序,针锋相对地欲与“北伐军”一决雌雄。只是,毕竟已自感力不如人、而心中有点虚;但事已至此,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而“龙潭大战”中遭受重创的孙传芳,总算在张作霖的资助下招兵买马补充兵力后、又有了三个军的编制;于是,孙传芳复《任》“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郑俊彦《任》“第二军军长”,李宝璋《任》“第三军军长”。

    此时,孙传芳部驻于鲁南,可谓山东前哨;为阻截“北伐军”并切断蒋介石部与冯玉祥部的联系,孙传芳决定“先发制人南下‘苏、皖’,袭取徐州西侧的丰县、砀山等地”。

    为此,他《命》郑俊彦“留守济宁”,李宝璋“驻守荷泽”;自己则亲率“第一军”,以“第十一师师长”马宝珩为“前敌总指挥”,由济宁南下、主动出击了。

    不过,未待孙传芳率部南下,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却已兵分两路北上了。

    一路由刘峙的“第一军团”与陈调元的“第二军团”沿津浦路北上、直插鲁中,另一路则由贺耀祖率其“第三军团”经苏西北的沛县、突入鲁南。

    于是,孙传芳与老对手贺耀祖又在鲁南的金乡、鱼台一带遭遇。

    曾屡遭挫折的孙传芳部,此时倒是知耻而后勇;激战两日,竟将贺耀祖部击溃,夺占了金乡、鱼台,并进而攻取了苏北的沛县、丰县。

    与此同时,受冯玉祥派遣东进攻鲁的孙良诚与韩复榘部也被李宝璋阻截在荷泽,两军对峙、陷入胶着状态。

    本来,蒋介石已没把孙传芳放在眼里;所以,只派了贺耀祖与其单挑独斗;却想不到,孙传芳还有如此能耐,竟然将贺耀祖击败、而先声夺人,出人意料地使“北伐军”马失前蹄了。

    于是,蒋介石赶紧派遣方振武率“第四军团”驰援,这才抵住了孙传芳的攻势。

    不过,沿津浦路而上的刘峙与陈调元部倒是顺利。

    因为,张宗昌部在河南大溃后、元气尚未恢复,将士多有畏战怯阵情绪,见“北伐军”来攻即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张宗昌见军心如此、不可收拾,只得放弃抵抗、退守泰安与济南。因此,刘峙与陈调元等部并无大战就、轻易地占领了枣庄、滕州、刍城等地。

    如此一来,鲁南的孙传芳有后路被断之虞了。孙传芳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趁济宁尚未丢失之时,速撤军退回济宁。

    因此,已被孙传芳攻取了的沛县、丰县、鱼台、金乡等地复被“北伐军”收复。

    孙传芳后撤了,驻守荷泽的李宝璋部即被撼;于是,李宝璋也弃城撤退,“北伐军”与“安*国*军”在荷泽的对峙局面被突破。

    “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韩复榘部袭取荷泽后、则一路东进,与“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部会师后、又攻打济宁了。

    此时,刘峙与陈调元也来会攻济宁。

    孙传芳见济宁三面被围、自知孤城难守,遂又不得不弃城溃逃;仓皇逃窜的孙传芳部丢盔弃甲的甚是狼狈不堪;及至逃入济南,所部多已溃散、损失惨重;从此,孙传芳一蹶不振了。

    “北伐军”攻取济宁后、又乘胜追击,早已闻风丧胆了的张宗昌部纷纷弃城而走;因此,“北伐军”又轻易地夺取了曹州、泰安、归德等地,兵锋迫近济南。

    且说,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而上、一路凯歌、节节胜利之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也按部署向“直、鲁”挺进了。只是,此时的冯玉祥却又遇到了麻烦。

    先是,原“甘肃督军”陆洪涛的“部将”韩有禄、黄得贵等人,见冯玉祥与张作霖开仗了,则趁机起事“反冯”。

    于是,“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即予镇压。

    韩有禄、黄得贵俩人不敌,投奔了驻于泾阳的“国民联军第十一路司令”兼“陕军第一师师长”田玉洁;宋哲元穷追不舍,则又与田玉洁闹反了。

    因为,田玉洁是陕西人,宋哲元是山东人;原“国民二军”中李虎臣、田玉洁等一批“陕军”将领对于宋哲元督陕本来就不服,现在更是矛盾激化了。

    于是,李虎臣、田玉洁趁机联络了一批顾含芳、党玉琨、雷赤诚、曹耀南、杨云栋等“陕将”,以要求“陕人治陕”的名义进行抗衡;并在三原召开“‘陕军’各路将领联席军事会议”,拥戴“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为“陕军总司令”,李虎臣为“渭南总指挥”,冯子明为“渭北总指挥”。

    于是,“陕军”联合起来“反冯”了,这令冯玉祥始料不及。

    而此前,冯玉祥“五原誓师”出师“陕、甘”解西安之围后,曾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在西安筹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隶属于“国民联军政治保卫部”。

    因当时,冯玉祥刚从莫斯科回国,与苏联交好;因而,《任命》中*共*党员、时任“国民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为“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其“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组织科长”高克林等人也都是中*共*党员,而时任“国民联军援陕第三路司令”的中*共*党员许权中则兼任该校的“总队长”,连招收的七百多名学员也有许多是中*共*党员。

    因此,这所被称为“西北黄埔”的军校实际上是由中*共*在主持,连西安也被时人称为“红城”。

    但好景不长,冯玉祥与蒋介石“徐州会议”后、也随之清党了;为免遭不测,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撤往陕北山区”,以求存生根。

    于是,史可轩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离开西安,打算“开赴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史可轩率部顺渭河北上、行至临潼康桥时,被“国民联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田生春部挡道;史可轩与田生春有旧谊,遂只身赴“第四旅”驻地富平县美原镇拜访田生春,欲以交情游说“请其让道,允己北上”。

    但谁知,田生春非但没念旧情、给予让道,反而翻脸不认人地将史可轩杀害了。

    史可轩遇害后,众人推举许权中为“总指挥”;迫于情势严峻,许权中率部寄寓在了驻于渭北的“国民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师长”冯子明的篱下;“政治保卫队”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二军第三师第三旅”,“中山军事学校”则被改编为了该旅的“教导营”,许权中《任》“旅长”。

    但不久,因冯子明欲暗杀许权中阴夺所部;许权中察觉冯子明的企图后,赶紧率部离去、南返改投李虎臣了。

    李虎臣将许权中所部收编为“新编第三旅”,仍由许权中《任》“旅长”、这才在洛南驻足下来。李虎臣起兵反叛后,许权中也参与“反冯”了。

    “陕军”的联合反叛后,冯玉祥为平息事态、稳定陕局,只得从已受《命》“北伐”的军队中抽调兵力。

    他将“第一方面军”中石友三的“第四军”、“第三方面军”中张联升的“第三十八军”及“第二方面军”中田金凯的“第十四军骑兵第一师”和魏凤楼的“第十四军第四师”西调入陕驰援。

    如此,东进协助“第一集团军”攻打鲁南的就只有孙良诚本部“第三军”和韩复榘本部“第六军”了。

    好在,山东的张宗昌与孙传芳已是不经打,很快就被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击溃;孙良诚与韩复榘随即攻入了鲁南,并配合“第一集团军”向鲁中进取。

    同时,冯玉祥《任命》鹿钟麟为“北路军总司令”,率其本部“第九方面军”与孙连仲的“第二方面军”、刘镇华的“第八方面军”北向进军直隶。

    但此时,驻于豫南的樊钟秀因对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不满;趁“冯、奉”再战及“‘陕军’反冯”之机,也率兵“反冯”了,并一举攻占了豫中的汝州;从而,对郑州、洛阳都构成了威胁,致使已受《命》的鹿钟麟不敢轻易离豫中北上。

    因此,鹿钟麟只是《命》孙连仲去攻打彰德,刘镇华去袭取大名;自己则留驻郑州、许昌,以防不测。

    于是,“第二集团军”与“安*国*军”也交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