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上海政变
【史要】汪精卫回国复职，“汉口四·三惨案”，《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 却说，“北伐军”光复沪、宁后，蒋介石即由南昌抵达九江；然后，又乘坐永蜀号轮途经安庆后抵达上海。 蒋介石途经安庆时，又指使人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安徽省党部也捣毁了。 同时，《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以将安徽从“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下夺走，并欲以此讨好李宗仁而将他拉拢。 安徽地处长江、淮河的中下游，可谓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来自广西贫瘠之乡的李宗仁能得此相对富庶之地，心中当然大悦。 因此，李宗仁与蒋介石走得更近了，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而针对蒋介石的蛮横，“国民党左派”则以牙还牙；即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取代了由蒋介石《任命》的李钧烈；从而，将江西从蒋介石的控制下反夺过来。 同时，将曾经帮助蒋介石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也踹掉了，“****”成员纷纷逃离江西遁往上海；如此，成立才三个月的“****”就瓦解了。 如此，蒋介石是有得、有失，与“国民党左派”的争斗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 对此，蒋介石觉得无奈，只好专注于经营“沪、宁”了。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达上海；为安抚列强，蒋介石即宣布：“决不改变租界现状。”同时，蒋介石着手准备解除上海的工人武装，以将中＊共＊及其掌控的工人武装从上海彻底清除。 蒋介石欲以此讨好“列强”，赢得“列强”对自己的支持。 果然，蒋介石的言行令“列强”甚是满意，觉得这个代理人算是找对了；于是，特许蒋介石可带卫兵自由出入各租界；并答应若是需要，各国驻沪军队都愿助其成事。 而上海的官商士绅则又给了蒋介石三百万元，以从财政上给予资助。 如此一来，蒋介石感到腰板更硬了，遂打算将“反共、清党”计划付诸实施。 为实施“反共、清党”，蒋介石还特地将留驻在两广的李济琛、黄绍竑邀至上海。 俩人抵达上海后，即与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起参加了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 会上，蒋介石和盘托出了其“欲实施‘清党’并‘建都’南京”的打算；振振有词地言道：“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却仍保存组织，可见其不怀好意。故而，先总理孙先生早在其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有戒言‘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我等当克力遵循。而今，武汉中央机关已被****劫持，致使武汉与南昌对立；故而，须将中央机关移出武汉、建都南京，方可摆脱****的控制。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清党’；否则，国民党有忘党之危，‘北伐’难以继续，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蒋介石的一番话果然把与会各位说动了，特别是他搬出了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的话，似乎有了依据；那些本就是其谪系心腹的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自是不必说。 而“桂系”的李宗仁因得了安徽、已受惠于蒋介石，虽不想得罪“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及中＊共＊，但毕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也就没对蒋介石说“不”字。 且因为，“‘桂系’三杰”可谓是穿夹脚裤的，李宗仁默许了，白崇禧与黄绍竑俩人也就同样没有二话。何况，黄绍竑因其家族是广西容县望族，早也担心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会损害到他的家族利益，也就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清党”之议更是竭力表示“赞同”。 其实，黄绍竑的此类想法并非少数；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中、上层人士中，无论原来是不是望族出身，一旦得势发迹后哪一个没有万贯家财？都怕被他们称之为“穷鬼”的工农大众洗劫一空，谁也不想参加“国民革命”结果、反而革到自己的头上；因此，许多人也都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连本来与蒋介石有隙的李济琛、此时也摒弃前嫌，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和共同“反共”的需要而与蒋介石站到了一起。 就这样，蒋介石把与会者拉到了他那“反共”的大旗下了；特别是李济琛及“‘桂系’三杰”的被拉拢，让蒋介石顿时感到底气足了许多，可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势力抗衡了。 秘密会议后，蒋介石又请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 同时，蒋介石的亲信、竭力主张“清共”、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则大肆制造舆论，散布“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等谣言；从而，为对中＊共＊实施镇压制造借口。 蒋介石还指使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准备了一份《检举共产分子文》，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以“要求‘国民党中执委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中＊共＊采取‘非常紧急处置’”。 蒋介石即予《函》复批示：“事关叛乱党国，十万火急，各军汛地令行照办。” 如此自导、自演后，蒋介石欲行的“分共、清党”也就变成了是“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显得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了。 四月一日，正在蒋介石紧张筹划并欲对中＊共＊实施镇压之时，汪精卫却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下终于姗姗地回到上海了。 汪精卫的回国，无意间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他放慢了欲对中＊共＊实施镇压的脚步。 因为，汪精卫是在党内众多同仁的竭力要求下回国的；且其仍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岂可当着他的面贸然妄动？所以，最好是能将汪精卫拉入伙，以使自己的行动更具正当性。 为此，蒋介石立即发表《通电》，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此后可以专心于军旅了，所有政治、外交、财政诸事端，率听汪主席，完全统一于中央。”欲以此向汪精卫示好，且将其笼络。 同时，蒋介石又与其亲信吴稚晖一起到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公馆内，去与下榻在此的汪精卫晤谈，欲促使汪精卫在“反共”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为了说动汪精卫，吴稚晖绘声绘色地道：“中＊共＊已在汉口、南京等地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并喊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乱党，若再放纵，岂非养虎为患？当从速清除。” 蒋介石则更是直言：“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要将鲍罗廷从‘国民政府’中赶走，实行‘分共、清党’；而今，汪主席您回来了，此事就请你来做；你若不愿为，则由我自己做。” 蒋介石这番话倒是真言，确是希望汪精卫能留下来帮他“分共、清党”。 因为，蒋介石明白，自己若是“反共、清党”，“武汉国民政府”中那班“左派”必会群起反对、指责声讨他；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中的唐生智及只听愿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人也定会跟着起哄，对他蒋介石发难。 而更令他忧心的是，被其视为“嫡系”的第一军中似乎也出现了分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都表露出了开始“左倾”。而“黄埔三杰”之一、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蒋先云，此时也已离开自己投奔“武汉国民政府”去了；并倡议成立了一个“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 这些无疑都是实施“分共、清党”的障碍，令蒋介石深感头疼。 因此，蒋介石确是希望能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帮他稳住阵脚；至少，在自己实施“分共、清党”时，能帮他减少一点阻力。 为此，蒋介石这才对汪精卫直言相告了。 然而，汪精卫听了蒋介石等人所言后，心中甚是矛盾。 虽然，汪精卫对于中＊共＊也很不信任，他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心底里也是赞同要对共产党有所抑制；但却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急着要“分共”，更不想一棍子就将中＊共＊打死。何况，汪精卫十分清楚，党内同仁、特别是那些“国民党左派”之所以迎他回国，那是将他视作“国民党左派”领袖、能继承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之故。 因此，这块“左”字的招牌，对他汪精卫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轻易舍弃不得；否则，就会冷了渴望他回来的众多党内同仁之心，自己也就会立即失去在党内立足的基础。 所以，即使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同感，但现在还需要继续扮演他那“‘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角色。 况且，汪精卫觉得，蒋介石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且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对自己仍有威胁；在权位的争夺上，自己与蒋介石的利害关系也是明摆着的难以完全得到调和。而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存在，正可被他用以与蒋介石抗衡；所以，从自身利益考虑，汪精卫也不愿跟着蒋介石起舞。 不过，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为人，不是好得罪的；“中山舰事件”在汪精卫心中还留有阴影心有余悸；因此，汪精卫又不敢对蒋介石明言说“不”，这却使他感到为难了。 最后，汪精卫只好说：“我刚回来，对国事如蒙，不甚详察；所言之事关系重大，岂敢擅断？须待‘二届四中全会’议决，方可实行。” 蒋介石见勉强不得，也就没再迫他表态。 就在蒋介石欲拉汪精卫一起“分共、清党”之事，忽传来在汉口又发生了一起惨案。 原来，四月三日，两名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后，因拒付车费与人力车夫发生争执；结果，人力车夫非但没能要到车费，反而被日本水兵用随身佩刀刺伤倒地。 围观的民众见日本水兵如此蛮横都义愤难抑了，即将行凶的日本水兵扭送至汉口市总工会。 消息传开，数千民众汇聚到日租界附近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并“收回租界。 日本驻汉口领事见状惶恐不安了，急忙调来大批水兵、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从而，又酿成了一起死八人、伤数十人的“四·三惨案”。 汉口“四·三惨案”发生后，日本驻汉口领事反诬是“中国人寻衅”引起的；而传到上海时，更是讹成了“民众受中＊共＊唆使”所致。 汪精卫闻讯后虽心中疑惑，但因不明真相而似信非信；眼见鄂局动荡不安，汪精卫无心再在上海逗留了，急欲赴武汉掌控时局。 而此时，陈独秀已揣测到了蒋介石来沪必是别有用心，且不时传出的谣言更令他感到情况不妙。 于是，他一面要求中＊共＊中央特委与中＊共＊上海区委得有所防备，一面则派遣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赴武汉去与鲍罗廷及在鄂的中＊共＊中央委员商讨对策。 于是，上海总工会在四月四日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如有人想解散‘工人纠察队’，则立即再举行上海工人总罢工进行抗议”；并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势力“企图解散‘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 然而，陈独秀却不赞成“以罢工方式进行抗议”；认为，这会给蒋介石找到“镇压工人”的借口。 因此时，汪精卫已经回国，陈独秀就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以为通过汪精卫可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从而化解眼前的危机。 为此，陈独秀对上海总工会下达了“禁止罢工”《命令》。 这道《禁令》使中＊共＊的党内同志与工人们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杨之华等人当面向陈独秀要求“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 然而，陈独秀却以“党的组织纪律”为由反诘，拒绝了“解除《禁令》”的要求。 接着，陈独秀即去拜会汪精卫了。 此时，汪精卫虽是把蒋介石等人应付过去了，但心中却也疑惑不定；所以，当陈独秀前来与他晤面时，汪精卫即责问道：“听说，共产党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喊‘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仲甫可知此事？” 陈独秀本想假手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使业已紧张的气氛能得以缓解；但谁知，汪精卫见面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令陈独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看来，汪精卫也已听信了谣言，故有此问；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希望，若是他的疑虑没有消除，眼前的危机就难化解。 于是，陈独秀思索了一下后，郑重地答道：“尽是谣传，绝无此事。”接着，为了使汪精卫相信，陈独秀又补充道：“汪主席如若不信，我可作书面声明，以释谣传。” 汪精卫见陈独秀如此言了，遂也道：“仲甫之言，我岂能不信？不过，事关重大，不若你我共同发表一个《宣言》，以清耳目。” 对于汪精卫的这个提议，陈独秀当然同意。 于是，由陈独秀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俩人共同署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俗称的《汪、陈联合宣言》或《汪、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汪、陈联合宣言》。 《汪、陈联合宣言》中有言：“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最后，告诫“国、共两党”同志：“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即匆匆地离沪赴鄂了。 陈独秀见《联合宣言》已经发表，则觉得“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该能迎刃而解可万事大吉了。 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席”，众人迎其回国复职，可见其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声望与影响力；而今，汪精卫出声了，想必蒋介石也该忌其几分而不敢再妄动。 而“共产国际”对于《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也给予了高度评介，苏联的《真理报》还载文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这更增添了陈独秀的自信。 但殊不知，这份《联合宣言》却如一副麻醉剂，使陈独秀的自信变成了自误。同时，也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某种误导，以为“危机真的能凭着这一纸《宣言》就消除”；从而，使中＊共＊迷失方向、甚至于进入了歧途。 因为，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骨干分子及普通党员都放松了作为革命者应有的警惕性，以让蒋介石有机可乘。 而蒋介石见汪精卫发表了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后就溜到武汉去了，知道欲拉其入伙已是不成；既然如此，蒋介石也就决定撇开汪精卫、孤注一掷地单独行事了。 而此时，因汉口“四·三惨案”处境堪难的日本，也欲与蒋介石来交道了。 而已回到上海了的戴季陶则带来了日本方面的回音，言：“日本政府愿意支持蒋介石。”只是，有一个交换条件，即是要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确保日本的在华利益”。 因为，这与蒋介石所思欲为相符、当然没有二话，且更坚定了蒋介石要“分共、清党”的决心。 于是，四月六日，蒋介石即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布告》，宣称“上海的一切工会组织及其工人纠察队必须接受‘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管辖；否则，以违法叛乱论处”。 同时，却又派人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一面上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以麻痹工人群众。 但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又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从而，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果窃取了。 蒋介石知道，自己这些所为必会激起上海工人、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于是，第二天即又宣布“戒严”，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一切集会、罢工、游行”。 同时，蒋介石将已不再受信任的薛岳、严重俩人“免职”，以防不测；由胡宗南代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陈诚接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去拜访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俩人之力、助其成事。 因为，蒋介石是黄金荣的门生，与杜月笙、张啸林原就是“帮会”中的兄弟，岂有不从之理？再说，上海的“青、红帮”虽然势大，但毕竟是“黑社会”性质而上不了台面；因此，俩人也常思能有朝一日由黑转白，以更将事业做大。 而蒋介石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别人做梦都想巴结他，俩人有此便利、岂可错失机会？俩人知道，若是助蒋介石成事了，自己也就能趁机进入白道、走上台面；如此，岂不圆了自己的梦？ 因此，俩人更是不加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蒋介石当面密授计宜，要他俩如此这般；杜月笙与张啸林当然又是言听计从，且都表示“愿卖十二分的力”，这令蒋介石心中大悦。 同时，蒋介石还将驻于闸北、与“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薛岳部“调离”，由积极“反共”的刘峙所部第一军第二师接防。 就这样，蒋介石磨刀霍霍，一切为“反共”所需的准备都已就绪了，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动手。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赴宁去忙“建都”南京、另立“政府”之事了。 本来，蒋介石只想待自己完全控制“宁、沪”后，再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从而，将“国民政府”控在自己掌中后、便于“挟天子令诸侯”，而没想另立“政府”。 然而，现在看来此途难行；因为，武汉的那帮“国民党左派”本来就总是与自己对着干，汪精卫回来后似是有了主心骨、必是更不会听命于自己了。所以，欲与武汉的那帮异己分子抗衡、还得另想办法。 而看了《汪、陈联合宣言》后，蒋介石想不到汪精卫竟然会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真是岂有此理；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只是个“庸人”，无非是因其“出道早”才居了高位；但无论如何、至多只是与自己并起并坐，能允许他“回国复职”已是自己忍让了；谁知，他竟敢自称“党魁”了，蒋介石怎能不气？也就促使他觉得干脆“建都”南京、另立“政府”得了，且不容迟疑。 只是，欲“另立‘政府’”并非易事，首先得有人。 虽然，李济琛与“‘桂系’三杰”都已愿与自己合作了；但欲“另立‘政府’”，看来仅靠这几个人还不够，得再拉一批力量。 但是，汪精卫已经走了，还能拉谁呢？忽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撵走的胡汉民。 原来，在“北伐军”攻取“湘、鄂”之时，胡汉民曾《致电》向他祝贺过；但因，当时的蒋介石仍没把胡汉民放在眼里，故而没予回音而冷落了他；现在想来，胡汉民是在向自己献媚示好。 而胡汉民毕竟曾是在党内颇有声望、仅次于汪精卫之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中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右派”虽是受到了重挫，但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现在自己要“分共、清党”，正需要利用他们；若能将胡汉民唤出，那些“国民党右派”必会随同依附于自己，岂不势盛了？所以，这不啻是一着好棋。 蒋介石有了主意后，即《致电》“邀请胡汉民来宁，共掌大局”。 胡汉民能得到蒋介石邀请，自然高兴；何况，“反共”正是自己所愿；因此，胡汉民即表示“应邀愿往”，并向蒋介石谏言：“欲‘反共、清党’，非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不可。” 此话，蒋介石听了即产生共鸣，更是迫不及待要在上海对中＊共＊下手了。 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会上，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算是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了。 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程潜，察知蒋介石要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甚是为国民党的前途担忧了；因此，不赞成蒋介石如此为，并欲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进行调和。 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哪里还听得进程潜之言？ 蒋介石见程潜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与自己意见相左，也就对他很不放心了；于是，蒋介石急调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与贺耀组的第四十军抵宁，以对程潜进行威逼。 因为，程潜本来就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北伐”时，其所部第十八师留在了广东香山；所以，随同程潜“北伐”的只有两个师；而此时，驻于南京的仅有杨源浚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程潜自知难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开南京去往武汉了。 程潜离去后，蒋介石即将第六军第十九师调离南京并解除武装；并对第六军进行改编，让原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代理第六军军长。 就这样，蒋介石非但驱走了程潜，将南京完全控于自己掌中了；同时，还将程潜的第六军也捞到了自己手中。 而程潜到了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仍《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在林伯渠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准备重组第六军。 而此时，上海城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人们似乎都已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却确不准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许多善良人只是惴惴不安地在迷茫中等待着、祈祷着，但愿预感不要成真。 然而，善良人的祈祷落空了。 四月十一日晚，杜月笙遵照蒋介石的授意，派遣其既是姑表弟又是门生的万墨林，以“有要事相商”为由，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请到位于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内。 汪寿华不知有诈，坦然前往。 结果，汪寿华刚进入杜公馆，就被杜月笙与张啸林事先埋伏下的杀手抓获；然后，二话没说就被拉到上海郊外的枫林桥一带秘密杀害了。 汪寿华被害后，“上海总工会”失了主心骨，“工人纠察队”也就成了“无帅”之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杜月笙、张啸林又派出大批“青、红帮”的打手、扮成工人模样，分别到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虹口、沪东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驻处寻衅。 果然，“工人纠察队”也不知是计而中了圈套，双方发生冲突引起械斗、造成工人“内讧”的假象。 于是，受蒋介石指使、早有准备的周凤岐立即派遣其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之名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器；就这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顿时被解除了。 如此一来，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一下子就又变得赤手空拳，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rou；从而，蒋介石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大干了。 “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后，上海工人激愤了；“上海总工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组织工人、民众再次举行罢工，并示威游行以进行抗议。 然而，这却正好又给蒋介石有了“实施镇压”的借口。 于是，遵照蒋介石事先留下的《密令》，“淞沪戒严司令部司令”白崇禧即以“违反《戒严令》”为由，派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 军警对工人、民众大打出手、甚至于开枪射杀，用武力驱散游行队伍，打死打伤了三百多人。 就这样，蒋介石祭起屠刀，拉开了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血腥镇压”的帷幕；顿时，整个上海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下了。 接着，军警占据了“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其他的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也都遭到了查封或被强令解散。 同时，已在南京的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立即拘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在各军部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彭泽湘、廖乾五等人。 不过，“武汉国民政府”及各“国民革命军”中“左倾”的将领当然不会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的《命令》也就如同废纸。 但是，蒋介石同时下达的“对共产党人实施捕杀”的《命令》却在上海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于是，上海城内开始了对中＊共＊党员的大搜捕。 所幸，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都已转入“地下”隐蔽了起来，令蒋介石搜捕无着而徒叹奈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 一面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陈独秀等二百多名中＊共＊领导人发出《通缉令》，一面则叫嚣着“宁错杀一千，莫放过一个”而对普通的中＊共＊党员和工人、民众大开杀戒。 于是，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公开被捕杀的就有三百多人，失踪者更是多达五千；整个上海城充满了腥风血雨，许多华夏精英与无辜百姓都横遭残害、惨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自此，蒋介石彻底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公开背叛革命而与人民为敌了。 因事始于四月十二日，故史称“四·一二上海大屠杀”或“四·一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