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黎元洪走马换阁 冯玉祥含恨离豫
【史要】王宠惠好人内阁，罗文干案；黎元洪走换阁揆；冯玉祥离豫，临城火车劫案…… 却说，南方的广州因粤军变兵重遭兵祸时，法统重光后的北方却也无一日宁息过。因为，看守内阁的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答应黎元洪到八月一日止；因此，黎元洪应为组建新内阁早作准备。 孙中山因粤军变兵遭挫后，黎元洪似乎有一种唯我独尊了之感，不由得飘飘然起来；同时，希图寻找一条途径，将分裂已久的南北统一，自己则可当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了。 粤军变兵后，孙中山的北伐受挫，南方政府自顾不暇，黎元洪觉得这正是谋求南北和平统一之机。 因此，黎元洪打算作一下尝试；趁改组内阁之时，先请一位资深的南方人士出任国务总理，以显示南北矛盾化解、和谐相处了，为进而谋求南北统一做铺垫。再说，南人出任阁揆后，或能对一枝独大了的直系有所约束，而让自己这个大总统好当一些。如此，可谓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但因此时，伍廷芳已经去世，黎元洪也就想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曾是首任国务总理，可谓是北洋元老；后来虽然参与过广州护法军政府，但早已隐退至今闲居不就；所以，请他出山复任阁揆，想必无人会异议。 果然，当黎元洪面询曹锟与吴佩孚时，俩人没表异议。 于是，八月五日，黎元洪一面电邀在广东香山的唐绍仪北上进京组阁，一面将拟就的内阁名单提交国会审议。 但其实，吴佩孚对唐绍仪心存芥蒂，认为他已加入国民党，背叛并出卖了北洋政府的利益；因此，对于黎元洪要让唐绍仪组阁很是不高兴，只是为了显示不干政才没有当面反对罢了；但是，暗地里却使绊，令黎元洪提交国会的内阁名单迟迟未能交议通过。 而黎元洪向唐绍仪致电邀请后，唐绍仪却没有北上进京也无回复，国务总理之位也就闲置了。 而此时，社会上有一股提倡“好政府主义”的思潮，胡适等人则认为应该让知识阶层中的好人来组阁，以使政府告别过去而成为“好政府”。 吴佩孚为了标榜开明迎合社会思潮，遂提议曾与胡适一起倡议“好政府主义”的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入阁；在唐绍仪未到任前，由教育总长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 王宠惠，字亮畴，早年入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法学家；并与顾维钧等人在华盛顿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权益，颇受各界称颂；且王宠惠还是位正人君子，其在日本留学时曾有一则见色不yin的逸事在同仁中传为美谈。 而顾维钧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所显示的中国人之铮铮铁骨，早为国人周知并倍加赞誉。 罗文干也曾于一九○四年入英国牛津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是资深的法学专家，同样在华盛顿会议上为国争光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由这些为华夏荣辱敢于仗义执言的正人君子、知识精英组成的内阁，真可谓是“好人内阁”；因此，社会各界均无异议且寄予了厚望。 一个月后，因唐绍仪不愿来北京给直系军阀当牵线木偶，回函婉言谢绝了黎元洪的邀请；于是，九月十九日，王宠惠正式出任国务总理了；就这样，所谓的“好人内阁”组成了。 黎元洪为讨好吴佩孚，欲请他出任内阁中权重之职、统领全国兵马的陆军总长；吴佩孚摆出了一副不干政的姿态受而未就，而由其亲家、陆军次张绍曾代署。 可是，吴佩孚为便于cao纵内阁却很快就食言了，推荐其心腹幕僚、山东蓬莱同乡孙丹林、高恩洪等人入阁。吴佩孚的推荐，黎元洪岂能二话？于是，高恩洪任交通总长，孙丹林任内务次长；就这样，在吴佩孚的支持与cao纵下，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的所谓“好人内阁”终于组成了。 王宠惠的“好人内阁”组成后，却马上就遇到了棘手的财经问题。 因连年内战国库早已空虚，新内阁上台后寅吃卯粮的日子甚是难过；而此时，保、洛两派军人都伸手向新内阁索饷了。王宠惠手头无银可支用，绞尽脑汁地穷于应付却仍无济于事，难以满足索饷者的要求。 财政总长罗文干出了个点子，欲提高关税增加财政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提高关税直接关系到各列强的利益，也就遭到了英、法等国的抵制。 因为，英、法等国政府手上都还持有袁世凯时期发行的旧债券；该债券是袁世凯为购买炮舰，于一九一四年委托奥地利银行团在欧洲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即所谓的德奥债券，总计约六百万英镑；债券发行后，奥地利银行团再另以借款方式先后七次向中国政府支付四百一十万英镑以作军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意三国同盟战败，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就将与奥地利银行团签订的这笔《借款合同》宣告废止了；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都崩溃了，各国持有的所谓德奥债券也就成了无主之债如同废纸了。 因为，德奥债券的大部分是由英、法、德、意等四国认购的；德、意是战败国，只得自认倒霉不敢支声。 然而，英、法却是战胜国，不甘心让这一大笔德奥债券成了一堆废纸而受损；虽然，德奥债券是袁世凯委托奥地利发行的，但债权国并没有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也就不能向中国索要；但是，英、法等国仍对此耿耿于怀，总是琢磨着如何设法将这笔债款扯到中国身上而将它追回。 如今，中国政府欲提高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英、法等国认为这是个与中国叫板的机会；于是，从中作梗欲与中国讨价还价。 果然，当中国政府通知各国将提高关税时；英、法等国则要求中国承认并偿还德奥债券，以作为答应中国提高关税的前提条件。 英、法等国提出的这个苛刻要求，让王宠惠深感为难了。 因为，鉴于眼下处境，唯有提高关税才能解决财政危机；但若英、法等国不答应硬是抵制，自己即使提了也会阻力重重难以实施，只少会有许多麻烦与周折。 然而，中国早就宣布废止了与奥地利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已不必承担德奥债券的债务；若是认下了这笔债款，未免显得窝囊，如何向国人交待？但若不认，又唯恐提不了关税；因此，王宠惠左右为难迟疑不决了。 此时，意大利驻华公使提了一个所谓的“借款展期”方案，即按旧债款的面值以八折价转换成新债款，再分十年偿清；如此，各国也就不再抵制中国提高关税了。同时，中国可再发行一笔新债款由各国认购；如此，中国就能渡过眼前的财政危机了。另外，中国财政部还能从发行新债款中获取八万英镑的佣金。 意大利之所以要提这个方案，并非是为中国着想，而是欲藉此让自己能搭便车把手上的债款也处理了。 不过，王宠惠听后，倒是觉得尚可行；因为，提高关税后增加的收入，用不了几年就能抵消这笔债款；且借款展期无非是认债缓还并不要付现，提高关税却是能现进账；如此，是用死钱换活钱，看来还是合算的；况且，还能发行新债款由各列强认购，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如此权衡后，王宠惠觉得利大于弊，也就认可了这个方案。 但是，王宠惠不免担心此方案难以在国会中通过；于是，决定来个瞒天过海，既不向大总统黎元洪禀报，也不打算提交国会审议；而是直接让财政总长罗文干与意大利华义银行经理罗森达·柯索利签订了《德奥借款展期合同》。 接着，就发行了一笔新债款；如此一来，索饷的军人就打发走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久，华义银行又如约支付给了中国财政部八万英镑的佣金；罗文干亲自经手办理此事，将这笔佣金也用于了打发索饷者。 至此，王宠惠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并希望此事能悄无声息地过去。 但谁知，此事很快就被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察觉了；而且，吴景濂还通过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获得了由罗文干签收的那张八万英镑的支票。 内阁竟敢在未经国会审议就擅自与他国签订《借款展期合同》，这岂止是违规违法；简直是视国会为无物，是对国会的蔑视，吴景濂如何容得了这种行为？再说，吴景濂倡导法统重光的初衷，无非是为了假手黎元洪赶走徐世昌而已；黎元洪的复位只能是暂时的一种过渡与铺垫，最终是要帮衬曹锟坐上大总统之位。但想不到，非但黎元洪复位后煞有介事地欲发号施令俨然真想当总统了，而现在连王宠惠的所谓好人内阁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胆大妄为到竟敢不把国会放在眼里了，这如何了得？若是让这帮目中无人的家伙继续把持内阁，日后曹大帅欲登大位必会受阻，自己的谋算也将落空。 吴景濂思及此，不由得焦虑了；因此，决定趁此机会向内阁发难，迫黎元洪换人。 于是，十一月十八日，吴景濂与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一起去见黎元洪；并带上有罗文干签收的那张支票，污其为受贿贪赎。 吴景濂见到黎元洪后，严斥内阁擅自签订《借款展期合同》乃是违法之为，并要求大总统将接受贿赂的财政总长罗文干交与司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威胁道：“大总统若是姑息，恐为国人所不容。” 黎元洪虽然将信将疑，但听吴景濂言之凿凿，且又有那张支票作证，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当夜即下令将罗文干拘押候审，同时被捕的还有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 罗文干被拘押后，内阁的一班成员急了。 王宠惠知晓罗文干是受屈，他俩这么做并无任何图私利之念；但是，cao作过程确有不当甚至违规；也就难以摆上桌面，无法向国人道明原委。王宠惠不忍心眼看罗文干无故受屈，却又不能为其洗刷冤情而深感为难了；只得连夜召开内阁会议，欲另行设法解救。 内阁会议上，阁员们议论纷纷，皆认为“大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就下令逮捕阁员，这简直是对内阁的蔑视与侮辱；所以，已非是罗文干个人问题，事关内阁的存废，绝不可等闲视之”。 于是，王宠惠与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联袂上书，指责“《约法》没有赋予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的权力”；因此，拘押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干是非法的。 黎元洪这才觉到事情闹大了，并也感到自己处事确是鲁莽，不该轻信偏面之词就下令捕人；但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只得赶紧再下令暂缓将罗文干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 黎元洪没有释放罗文干，只是没将他移送法院；王宠惠等人岂能满意仍不罢休，遂将罗文干被捕之事《通电》布告全国，指责议长吴景濂胁迫大总统下令逮捕内阁成员是践踏宪法的“乱国、乱政”之举。 而与此同时，吴景濂却指使一大群议员求见大总统，要求查办罗文干。 如此，内阁要放，议院要办；黎元洪心中没了主意，只得将罗文干继续拘押在京师地方检察厅内，既没放也没办；希望如此能谁也不得罪，待时间长了不了了之；但实际上却是谁也不满意，双方都得罪了。 罗文干案闹得纷纷扬扬之时，支持“好人内阁”的吴佩孚一直没吱声，却在忙着处理自己的另一桩心事。 原来，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办；冯玉祥是高兴了，吴佩孚心中却多了一个疙瘩。 因为，河南是富庶之地，且有一条联通鄂、豫、冀三省的京汉铁路纵贯南北全境；这条铁路每年有丰厚的营运收拾，犹如一只聚宝盆甚是诱人，靠饷养兵、靠兵打仗争地盘、夺天下的军阀们谁不眼红？吴佩孚当然也不例外，早已垂涎三尺。 然而，因冯玉祥驱逐赵倜有功；所以，战后却让冯玉祥给捞取了，吴佩孚岂能心甘？于是，吴佩孚欲让其把兄弟、时任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出任河南省长，以便自己仍能左右河南的时局。 然而，冯玉祥岂愿让吴佩孚插足？遂以“现任河南省长张凤台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深受豫人拥戴，不应更易”为由，拒绝张福来出任河南省长。 这使吴佩孚甚感不爽，觉得冯玉祥是在与自己叫板；已自感不可一世了的吴佩孚岂容别人有违自己的意愿，也就不顾冯玉祥的反对，还是假手黎元洪将张凤台调离，而把张福来扶上了河南省长之位。 吴佩孚如此独断专行，也令冯玉祥十分不满；但因是以大总统名义行的调、任，冯玉祥岂能二话也就缄口了。 而此时，冯玉祥自己却也在大肆扩充队伍，以期增强自己的实力。他利用从赵倜手中缴获的大量枪弹与军资，欲补充十二个团的兵力；冯玉祥此举，更是让吴佩孚震惊不小。 因为，吴佩孚知道，冯玉祥非等闲之辈；一直来之所以受到压抑没有出人头地，乃因滦州兵变受挫后被褥夺兵权没了实力之故；而今，冯玉祥复又有了自己的地盘，若是再让他扩军而羽翼丰满了，一直寄人篱下屈从于人的他岂愿再甘受人驾驭？这对于欲成就大业的吴佩孚而言，毕竟是一大隐患。 因此，吴佩孚觉得应设法将冯玉祥从河南驱走，让张福来取而代之；如此，冯玉祥没了地盘失了根基，也就难有成就。而吴佩孚自己既去了后患，又可将居天下之中且有中原、中州、中土诸称的河南收入自己的囊中而圆了夙愿。只是，冯玉祥已从陕西的贫瘠之地到了河南，岂愿再走？虽然，自己可以势压人强行将他撵走；但真若如此，冯玉祥必会将他记恨。所以，吴佩孚不想那样做，也就觉得不宜急求只可缓图了；看来，得有个适当的理由方能将他撵走，且尚须假手于人。 吴佩孚主意定后，就将驻于河南的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擢升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欲施恩惠笼络其心后为己所用。 果然，靳云鹗擢升后甚是感恩，对吴佩孚也就言听计从了；于是，吴佩孚授意他与张福来联手，务必将冯玉祥驱逐出河南。 俩人受命后，则常以分饷不均等为由与冯玉祥争执。 吴佩孚见冯玉祥与张福来、靳云鹗等人纷争不断矛盾日增了，则对曹锟道：“焕章与众不睦，豫局不稳，令人甚忧；豫之京汉路，乃直系命脉，安能不顾？仲帅当下决断，令焕章他就，方可去豫局之忧。” 曹锟据有直隶，一直来将京汉铁路视为自己的经济命脉；听吴佩孚这么一说确也担心了，也就从了吴佩孚之言，决定将冯玉祥调离河南。当时，恰有陆军巡阅使姜桂题亡故后，其职位一直闲置；于是，冯玉祥调任陆军巡阅使，其河南督办则由张福来接任。 陆军检阅使名义上高于督办，应算是擢升；但因是个闲职无甚实权，说穿了却是明升暗降。 冯玉祥知道这定是吴佩孚在其中作祟给他使绊，但却只得遵命奉调；恰似哑巴吃黄连，虽心中明白却有苦难诉。 于是，十一月初，冯玉祥率原陕军第十一师怏怏不乐地离豫北上，驻屯到北京南苑去了；而他那新招收、已编制成三个混成旅了的兵马，却让吴佩孚以“京畿之地不允外师驻重兵”为由而被截留了。 吴佩孚这一招实在是太过狠毒，冯玉祥好不容易新赚起的这笔本钱一下子全没了；但因吴佩孚所言似是有理，冯玉祥难以反驳，只得忍气离豫。 冯玉祥被撵走后，吴佩孚又命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军顺德负责保护正定至彰德的路段，去当京汉铁路的护路使了。胡景翼受此排挤，心中也十分愤懑却是无奈，只得遵命往就。 如此，河南这块令人垂涎之地也就完全控在了吴佩孚掌中；且与已受其cao控的湘、鄂联成一片，吴佩孚的势力也就更盛了。 且说，吴佩孚攫取河南后，与其毗邻的山东忽然出了一件惊天大案。 原来，数年前，山东枣庄有孙美珠、孙美瑶兄弟俩，纠集了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近万名饥民，在距枣庄东北四十里、有天下第一崮之称的抱犊崮筑寨占山为王了；并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孙美珠自任总司令。 于是，北京政府命山东督办田中玉对其实施围剿。 孙美珠在西集的一次战斗中遇害，其弟孙美瑶继任总司令。 孙美瑶继任后，为了粉碎政府军的围剿；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凌晨，用拆毁路轨的办法，在沙沟与临城之间阻截了一列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车上的一百多名乘客都被劫持扣押在抱犊崮成了人质，其中有外侨七十一人。这一下事情闹大了，西方列强各国政府都被惊动，临城火车劫案也就被称为了世纪大劫案。 临城火车劫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厉抗议，要求北京政府设法妥善解决，确保被掳外侨的安全；有的国家甚至于叫嚣要出兵中国，以给北京政府施压；而无侨民被掳的日本，则也趁火打劫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在强大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赶紧下令停止进剿；然后，派人与孙美瑶接洽谈判并加以抚慰。最后，终于通过总统府美籍顾问安迪生等人的从中斡旋，才得以妥善解决。 孙美瑶释放了所掳的全部人质，其所部则被招抚后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 临城火车劫案平息后，山东督军田中玉却被免职了。 此时，北京政府似有意让在京赋闲的冯玉祥出任山东督办。然而，身在洛阳的吴佩孚不愿再给冯玉祥实权，给北京发了一份只有“不可”两字的电报。 北京政府见吴佩孚明白表示反对，也就缩手而不敢委任冯玉祥了，而由江苏督办、有“循吏第一”之称的王瑚调任。 吴佩孚从中作梗，令早已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冯玉祥记恨于心了。也因此，吴佩孚给自己埋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 临城火车劫案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似是微不足道，但因事关田中玉的免职、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加剧，无疑为后来促使冯玉祥萌生倒吴之心、以至于导致北京政变的发生，埋下了一个隐患。故而，笔者觉得有提及的必要，请恕赘述了。 且说，王宠惠眼见罗文干被拘押多日后仍没能获释，觉得自己已无能为力难向其他阁员交待，一气之下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黎元洪提交了《辞呈》，在任不到三个月。 因王宠惠的好人内阁是在吴佩孚支持下成立的，可算是他洛阳派的人；所以，罗文干案说穿了，其实是保定派与洛阳派之间的暗中较量。 前一期，吴佩孚为对付冯玉祥而无暇顾及；现在，冯玉祥已被调离河南，吴佩孚称心如意了，这才回过头来过问罗文干案。 而王宠惠的辞职，也使吴佩孚感到不得不发声了。 于是，吴佩孚致电黎元洪，严词指责道：“阁员违法，应交阁议，先行解职，方可再交司法；今未经解职，擅捕财长，视司法为何物？大总统应为国人表率，何随人起舞而置法律于不顾？” 吴佩孚言下之意已十分明了，黎元洪岂敢违悖，也就赶紧释放罗文干；并在总统府中设宴款待罗文干，以给他压惊，也算是对吴佩孚回应。 罗文干忽被沦为阶下囚，忽又成为座上宾，真有点哭笑不得。 吴佩孚眼见自己一放话，罗文干就被释放了；可见黎元洪对自己还算顺从的，心中倒也觉得甚是舒服。 然而，没过几天，曹锟却也隔空喊话了，其中有“阁僚贪赎，理当治罪，岂可包庇怂恿？”等语；话语中锋芒毕露，分明是将矛头指向了吴佩孚。 曹锟发话后，江苏督办齐燮元、江西督办蔡成勋、山东督办田中玉、安徽督办马联甲、海军司令杜锡珪等人马上跟进，纷纷《通电》指责吴佩孚“忘恩负义，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无事生非”，使吴佩孚难于招架。 此时，吴佩孚感觉到了，自己虽然因直皖、直奉之战中立有无人可比的功勋，并在直系中已是鹤立鸡群了；但是，与曹锟相较，还差上一截。因为，曹锟毕竟是北洋元老，僚属遍布势力甚广能一呼百应；故而，绝不可小觑，自己尚不该与其抗衡。 于是，吴佩孚赶紧致电曹锟，申明道：“罗案与佩无涉，盖因黄陂滥权，故促其纠之；佩无贰心，望仲帅毋信宵小之言，徒令保、洛有隙。” 曹锟见吴佩孚低姿谦言的如此解说了，也就顺水推舟地收场，且也好言抚慰道：“子玉毋忧，吾与汝情同手足，何分‘泾、渭’？当协力同心，莫令保、洛分家。” 因为，曹锟也觉得，吴佩孚毕竟是直系中坚；自己欲登大位，还得靠他们这班人抬轿呢，也就适可而止不多计较了。可是，因曹锟发话，刚被释放的罗文干却又重新被拘押了，吴佩孚缄口不再言。 就这样，罗文干被拘而放，放而又拘，令人不知在演哪出戏了？直至一年后，主张“好人政府”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的司法迫害而辞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潮；北洋政府为平息学潮，才惶恐不安地摆出了一些尊重司法的姿态；罗文干才也被高等审判厅宣告撤消上诉，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初无罪释放，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方告终结。此是后话，顺提。 王宠惠离职后，保定派欲让高凌霨代理国务总理；但因罗文干案，保、洛两派已有了心结，对属于保定派的高凌霨之提名，当然遭到了洛阳派的抵制而难就；而洛阳派的提名，也总会遭到保定派的羁绊；如此，两派互不相让纠缠不休。 后来，黎元洪打算请出颜惠庆、靳云鹏复任国务总理；但是，俩人却都敬谢不就。 黎元洪无奈，又请出与两派都不沾边、曾在冯国璋时期代理过国务总理、已投身于教育与慈善事业了的汪大燮，这才让两派都认可了。 然而，汪大燮对政治已没了兴趣，只答应黎元洪代理十天；果然，时日一到，汪大燮就坚辞不再了。 于是，黎元洪又只得请外务总长王正廷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也只答应代理廿天，届时定然辞去，黎元洪又只得答允。 就这样，黎元洪忙于走马灯般的换阁揆，本来就是傀儡政府的“好人内阁”更是没了领头羊形同虚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