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赵恒惕螳螂捕蝉 吴佩孚黄雀在后
【史要】谭延闿下台，赵恒惕湖南自治；湘鄂战争，赵恒惕赶走王占元，吴佩孚占据湖北…… 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国内的政局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此时，粤桂战争算是结束了；但是，湖南政坛上却又上演了政权更迭之戏。 原来，张敬尧被驱逐以后，谭延闿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及湖南省长等三职集于己身，却没有兑现曾对赵恒惕许下的“让其当湘军总司令”的承诺，这令赵恒惕心中甚是不满；自此，赵恒惕与谭延闿之间就有了嫌隙。 而此时，谭延闿考虑到湖南地处中南而与六省相邻，乃华夏中枢要冲之地；而今，北有北洋政府，南有广州政府；每每南北抗衡交锋，总以湘、鄂为主战场；所以，长期以来，湖南可谓是没有一日宁时。为了摆脱这一窘境，谭延闿想了一个办法，打算搞所谓的省宪，欲实行省自治后，使湖南摆脱南、北两个政府的掣肘。 于是，一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谭延闿就匆匆宣布：“湖南自治，省长须由湘人自选，不再受命于他人。”并扬言要制订一部《湖南省宪法》，作为湘人治湘之根本。 谭延闿此举，目的在于抵制均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南、北两个强势集团，以免他们染指湘事。 果然，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后不久，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却授意教育总长湖南湘乡人范源濂利用同乡的关系，前来游说谭延闿赞同和平统一了。 而尚在上海的孙中山，也致函谭延闿，要他“出兵广西，平定桂乱”。 然而，谭延闿都以“湖南已行自治，不谋涉外事”为由而回绝了，这令徐世昌与孙中山都大失所望。 然而，正在谭延闿为能找到了一块对外的挡箭牌而暗喜之时，不意自己的后院却起火了。 原来，赵恒惕及程潜派的军人，对于大权独揽的谭延闿一直来都心怀不满；曾为程潜部将、时任湘军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更是在平江策动兵变，驻平江的湘军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被其部下于应祥所杀；然后，李仲麟与自命为湘军第十二区代理司令了的于应祥一起以清君侧之名进兵长沙，欲逼迫谭延闿下台。 谭延闿顿时慌了手脚，赶紧宣布废除自己的湖南督军之衔，仅留湖南省长一职；而将湘军总司令让位于赵恒惕，希望以此作交换请赵恒惕出面平乱。 然而，此时的赵恒惕对于湘军总司令之位已不屑一顾了；因此，赵恒惕对于李仲麟等人的所为故意放纵不顾而作壁上观。 于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仲麟、于应祥又会同湘军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湘军游击司令张伟民等人，更是联名《通电》进行兵谏，非要谭延闿下台不可。 谭延闿被迫无奈，只得宣布下野，将军政大权交予赵恒惕后赴沪养病去了。 谭延闿下野交权，正合赵恒惕之意；但是，赵恒惕也恐被人非议；因此，只受了湘军总司令之职；湖南省长之职却是拒而不受，而提议由省议会选举了原湖南省警察厅长林支宇为临时省长。 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之职后，为稳定湖南政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诱杀了反叛的李仲麟；从而，令众将畏服，将湘军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谭延闿一派的军人却心中不甘，处心积虑地欲将赵恒惕赶下台；然后，迎接谭延闿回湘重登权位。但考虑此时的湘军已为赵恒惕所控，若用武力自知绝非赵恒惕的对手；因而，谭延闿派军人不敢妄动，遂打算先设法推倒林支宇以剪除赵恒惕的羽翼后再说。 于是，谭延闿的部将湘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辉赞与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等人联合起来向林支宇发难了；俩人以筹饷不力为由痛骂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姜济寰，又以禁烟不力为由攻击湖南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冯天柱；俩人经不得攻击，均难安其位而被迫去职。 林支宇明白此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辉赞、宋鹤庚等人是在拆他的台柱。因为，林支宇的临时省长之位原本就是赵恒惕将他抬上去的，自己并不稀罕；于是，干脆留下一份《辞呈》，秘密离开长沙挂冠而去。 赵恒惕见林支宇挂冠而去，即派人四出追赶欲予挽留。然而，林支宇去意十分坚定行进很是快速；未待赵恒惕所派之人赶及，林支宇已取道汉口去往上海了。 林支宇出走后，赵恒惕赶紧在湘军总部召集军、政公团联席会议，以解决省长之位空缺问题。 曾为洪宪六君子之一、时任湖南矿务局协理胡瑛即言：“赵总司令德威兼重，湘省之席非公莫属。”众人随之附和；于是，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谭延闿派军人的计谋落空了。 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后，即组建了一个制宪筹备处，邀集汉口明德大学教授李剑农、浙江省议员蒋百里、国会众议员彭允彝、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等一批省内外的学者名流，在岳麓书院内共同精研探讨数月后，终于起草完成了一部《湖南省宪法》。 赵恒惕打算依据这部《湖南省宪法》，通过一套较为严谨的程序，使自己的湖南省长之位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求得个名正言顺。赵恒惕还将自己的此举标榜为继谭公延闿之未竞事业，甚是正大光明无可指责。 同时，赵恒惕还下令恢复了湖南省内的各级议会，进而改选了各级议员；一时间，在赵恒惕的主导下，民主选制在湖南境内倒是有模有样地展开了。果然，在依据《湖南省宪法》进行的选举中，赵恒惕顺利当选，并因此获得了民选省长的美誉；至此，湖南的军政大权就集于赵恒惕一身了。 赵恒惕主政湖南后，也同谭延闿一样，感到自己是生存于南、北两个民国政府的夹缝中，日子并不好过。为此，他在谭延闿主张的湖南自治基础上，进而《通电》倡议联省自治了。 《通电》道：“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能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互为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行此联省自治，方可富民生，强国力，图久安。” 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倡议，得到了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炯明等人的响应，不由得飘飘然了；于是，赵恒惕又派人赴湖北游说，希图将这个近邻也拉入联省自治的圈子中来。 然而，此时的湖北人所关心的却是如何将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赶走。 王占元是山东馆陶人，自从一九一五年底主政湖北以来，在鄂地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用于到津、沪等地租界内置产；比起湖南的张敬尧来，王占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令鄂人恨之入骨了。 因此，当湘人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驱逐了张敬尧后；鄂人也欲效仿，以“鄂人治鄂”为号召，将王占元驱逐出湖北。 但是，因鄂人中没有能呼风唤雨之辈，也就只有所思而没能所为。而今，赵恒惕派人入鄂；倒令鄂人想到了何不借助于湘人之力，以达驱逐王占元之目的。 于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蒋作宾受众鄂绅之托，入湘游说赵恒惕了。 蒋作宾见到赵恒惕后，竭力游说他出兵湖北，帮助鄂人驱逐王占元；并许诺“驱逐王占元以后，湘军可在鄂南驻兵两个师，其军饷则由鄂人供给；且汉阳兵工厂所制军械，亦可供湘军使用。” 赵恒惕闻说有如此优厚的交换条件，不由得动心了；且又暗思，此事若成，非但能得此实惠；而且还能将北洋政府的势力从湖北迫退，消除对湖南的直接威胁，并让湘军势力拓展到湖北；如此，有了湖北这块缓冲地与挡箭牌，湖南也就安稳多了；如此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赵恒惕当场拍板做出决定，应允了鄂人所邀，立即出兵湖北。但是，因此时的湖南已有了一部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如此大事须经省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施行。于是，赵恒惕即致函湖南省议会，将援鄂之事交付审议；函曰：“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吾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 赵恒惕所述似是有理，湖南省议会也就审议通过了。 于是，一九二一年六月，赵恒惕派遣了一支援鄂军，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为援鄂军司令，由岳州出师进军湖北。同时，赵恒惕将近千名鄂西民军改编为湖北自治军，让鄂军中小有名气的湖北麻城人夏斗寅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作为先锋部队。 王占元闻报湘军来攻，赶紧调兵遣将；任命鄂军第一师师长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率部抵御湘军。 孙传芳受命后，即从驻地荆州移防，日夜兼程前往抵敌。不日，孙传芳率部抢先抵达鄂东南的崇阳、通城地区，即在蒲圻、羊楼洞、赵李桥等地布下了三道防线。待等湘军到达，孙传芳已严阵以待了。 宋鹤庚见鄂军已有所备，只得马不停蹄地就对鄂军发起进攻。 此时，湘军兵力数倍于鄂军；然而，孙传芳硬是顶住了湘军的多次进攻，两军激战八昼夜却难分胜负。 宋鹤庚想不到鄂军中竟有如此悍将，只得与孙传芳在崇阳、通城等地对峙了。 就在湘、鄂两军难分难解之时，第一个响应“联省自治”的四川督军刘湘前来协助赵恒惕攻打湖北了。因王占元调兵抵御湘军，部署在鄂西的兵力显得空虚；刘湘则乘虚而入，由万州出发经奉节入鄂，东进直取宜昌。 鄂军两面受敌难以抵挡了，王占元赶紧向吴佩孚求援。 湖北位于华中腹地，南邻湘、赣，西接巴蜀，北靠豫、陕，东通苏、皖，可谓是南北要冲、东西通衢之所在；且又是直系发祥之地及大本营所在，岂容再失？因此，吴佩孚闻报湖北危急后，也急欲发兵驰援。 然而，因王占元是山东人，与皖系首领段祺瑞有理不清的纠葛；然因，此人能见风使舵，游离于直、皖、奉等军阀之间且能左右逢源；故而，在段祺瑞倒台之时，王占元却倒向了直系，这才保住了湖北督军之位。 但是，吴佩孚对于王占元看不顺眼，早就有换乘之意，只是苦无藉口。而今，湘、鄂两军交火了，迫使王占元主动求助，吴佩孚觉得机会来了。 再说，湘、鄂之战也正是缘于非湖北人的王占元肆无忌惮地鱼rou湖北百姓而被鄂人唾弃，以至于鄂人要以“鄂人治鄂”为由驱逐王占元；从而，让赵恒惕能趁机而入。 看来，欲平定湖北、让湘军退兵，不能仅靠武力；尚须从根本上着手，在武力威慑的同时还得以安抚民心为上；要达此目的，同样得将王占元驱除，以顺应鄂人诉求。然而，王占元占据湖北多年，毕竟也有一定根底；虽然，王占元眼下已是内外交困处境危急，但其手下毕竟还有着不少兵力，岂愿轻易离去？若用武力驱逐，非但自己要徒耗兵力，还会落个夺人地盘的骂名。看来，自己不可急于用兵，尚须放任让赵恒惕去驱逐王占元；待等湘、鄂角逐两败俱伤后，自己则可坐收渔利，岂不美哉？不过，既然王占元求援，不若趁机以援鄂之名派兵进驻湖北，以便就近伺机而动。 如此主意定后，吴佩孚即派遣了一支所谓的援鄂军；任命第二十五师师长湖北黄冈人萧耀南为援鄂军总司令，率部先行入鄂；吴佩孚自己则亲率大军随后缓进。 援鄂军启程前，吴佩孚对萧耀南面授机宜，萧耀南就率领援鄂军开赴湖北依计而行了。 王占元见援兵到来，以为自己有救了，却断没有想到吴佩孚是另有所图。 果然，萧耀南抵达汉口后就不再前进；王占元不知就里一再催促，萧耀南却不理不睬仍是按兵不动；并且，放话声称“援鄂不援王”。 至此，王占元才明白，原来萧耀南并不是来驰援，而是来要他地盘的；王占元懊悔自己干了件引狼入室的蠢事，但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只得徒叹奈何。 而尚在前线与湘军对峙的孙传芳闻知萧耀南驻军汉口后就不再前进，也揣测到了直军此来的意图；因此心想，直军进入湖北后却坐山观虎斗，表明北洋政府并不支持王占元；萧耀南驻于汉口更如饿狼一般候在家门口觊觎了，这一切分明都是要王占元的难看。自己虽是王占元一手提拔才有的今日，有知遇之恩当行报效；但自己毕竟是孤军奋战独木难支能撑得了多久？而今，直、湘、川等地军阀均欲分食湖北这块肥rou，岂是自己一人之力所能挡得了的？不若暂避凶险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待转机。 于是，孙传芳将所部撤离火线，顾自退到广济去了。孙传芳撤离后，鄂军防线即被突破，湘军长驱直入很快进抵到了咸宁，兵锋指向武昌。 王占元见大势已去自己无力挽救危局，被迫于八月七日《通电》辞职；然后，带着眷属及其所搜刮的大批钱财仓皇地逃往天津去了。 此时，孙传芳倒是有点自责了，觉得自己不该撤军；否则，凭着自己的勇武或能抵住湘军，至少也该再顶一期；那样，王占元也就不至于这么快的就倒台。孙传芳虽对王占元同情且内疚自责，但木已成舟不可逆转只得任由他去；况且，此时的孙传芳连自己的未来与前程尚且不知，也就无精力他顾太多了。 王占元逃离湖北后，北洋政府立即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就这样，直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将湖北纳入自己囊中，吴佩孚精心策划的这步棋算是奏效了。 因为，萧耀南是湖北人；如此，非但占据了湖北，还满足了“鄂人治鄂”的诉求，可用以堵鄂人之口了。而一旦“鄂人治鄂”后，湖南的赵恒惕没了出兵的藉口，就该偃旗息鼓班师回湘了。 然而，此时的赵恒惕眼看快到手的果子岂容他人摘去；虽然没了出兵湖北的理由，但既然已经来了怎么甘心就此罢休空手而归？因此，没有如吴佩孚所愿班师回湘；而是要鄂人兑诺，允许他在鄂南驻军；否则，要挥师进取直捣武昌。 可是，此时的湖北已然易主；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后，哪能由得了鄂人？因此，当时鄂人所言也就兑现不得了。可是，如果两手空空的就班师回湘，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而被人嗤笑；赵恒惕心中不甘，觉得不应就这样让直军捡了便宜，好歹也得拼上几仗，得让吴佩孚也知道他赵恒惕不是好欺的。 赵恒惕如此想后，也就赖在鄂南不想班师。 而一直按兵不动的萧耀南，当时无非是按照吴佩孚的授意行事而已；而今，自己已接任了湖北督军之职，也就再也按捺不住了。眼见得湘军仍赖在鄂南不走，萧耀南觉得这有损了他的面子，让世人嗤笑他这个新任湖北督军没能耐奈何不了赵恒惕；萧耀南当然也不肯示弱，得让鄂人知道自己的能耐以便日后可治理；再说，湖北已是他萧耀南的地盘了，也容不得湘军在他的地盘上耀武扬威。 为此，萧耀南立即命令直军第二十五师第五十旅旅长陈嘉谟率部，自汉口过江开往咸宁，对湘军实施反击。于是，直、湘两军在咸宁的汀泗桥接战；激战数日，双方互有伤亡。 然而，直军的实力毕竟强于湘军；渐渐的，湘军有点招架不住了。 而此时，吴佩孚所率大军沿长江而上，直逼洞庭湖畔的岳阳欲抄湘军后路，这令赵恒惕大吃一惊。 赵恒惕担心退路被断后，已进入鄂南的湘军即成瓮中之鳖将有全军覆没之险；于是，不敢再恋战滞留在鄂南了，赶紧命令湘军班师撤回湖南以保存实力。 湘军离鄂后，川军也随之撤离，湖北即全归直军所有，吴佩孚也就圆了多年的梦。 接着，吴佩孚将退驻到广济了的孙传芳招抚。 此前，吴佩孚对孙传芳孤军抵御湘军奋战八昼夜不分胜负之事已有耳闻，甚是欣赏孙传芳的悍勇；也就对孙传芳另眼看待十分器重，遂任命其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 孙传芳原以为自己会跟着王占元倒霉，谁知却反而得到了擢升，这倒确实有点出乎意外；因此，孙传芳打心眼里对吴佩孚折服了；从此，孙传芳就成了吴佩孚手下的一名干将。 吴佩孚招抚了孙传芳以后，打算将退回湖南了的赵恒惕也拉拢过来，以增强自己的阵容。 因为，孙传芳与赵恒惕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于是，吴佩孚派遣孙传芳赴湘，欲以同窗的关系游说赵恒惕；孙传芳正思报效，也就毅然受命前往。 此时，赵恒惕正为被迫撤离湖北而苦恼；他想不到自己好不容易将王占元驱走，却换来了个吴佩孚，真可谓是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结果是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眼巴巴地看着快到口了的果实让吴佩孚抢去了；自己原来打的如意算盘，顿时成了南柯一梦，心中很是不好受。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实力不如吴佩孚，确实也不能与他匹敌；与其硬拼而遭覆亡，莫如就此偏安一方以待来日。 赵恒惕正如此思时，忽闻报孙传芳来见；赵恒惕已知孙传芳改换门庭了，料其必为吴佩孚之说客；但因有同窗之谊，也就允其相见了。 果然，两人相见稍作寒暄后，孙传芳即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湘、鄂唇齿相依，生死与共；吾受吴大帅之托，特来与赵督重修旧好；吴大帅愿与赵督捐弃前嫌而结秦晋之好，未知学长意下如何？” 赵恒惕原以为孙传芳是来劝他投诚的，现在闻知吴佩孚倒是愿意罢兵言和；这对于实力远不如斯的赵恒惕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于是，赵恒惕顺水推舟地给自己下了台阶，欣然应诺；并要孙传芳转达自己对吴佩孚的敬意，且表示“今后唯大帅之命是从”。 对于赵恒惕的这一态度，吴佩孚心中也甚喜；于是，又派孙传芳与赵恒惕正式签署了《湘鄂和约》。 至此，湘、鄂之战终于结束；赵恒惕虽然空忙了一场，但与吴佩孚修好后终于能求得了暂时的偏安，也算是一种收获。 而吴佩孚非但占据了湖北，还把赵恒惕拉到了自己一边，才是湘、鄂之战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