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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国民党初选大捷 宋教仁喋血上海

    【史要】民国初期第一次议会选举,国民党大胜;宋教仁遇刺……

    却说,国民党成立以后,宋教仁想通过竞选在议会中取胜;然后,用他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取代责任内阁。在他认为,中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真正得以实现,只能走政党内阁之路。

    而张振武案发生以后,宋教仁更是感到了实施政党内阁已势在必行。

    虽然,张振武案中袁世凯把责任都推给了黎元洪,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宋教仁已觉到了袁世凯必在其间扮演角色,其居心不良虽深藏不露,但明眼人已能洞察。

    而袁世凯身居大总统权位毫无约束,所谓的责任内阁几易其手似若他的玩物,任其下去必为共和之隐患。所以,宋教仁认为,唯有以政党内阁替代责任内阁,方能使内阁从袁世凯的cao控中摆脱出来。

    因为,政党内阁由议会产生,大总统也就难以cao控了。如此,议会的权力增强,大总统的权力削弱;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就能互为制约相对平衡。就眼前的现实而论,政党内阁也是钳制袁世凯的唯一办法,宋教仁的这些主张博得了同仁乃至社会各界的赞同与支持。

    为此,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了的国民党全体动员,积极地为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做准备,并制订了一套有效的选战策略。

    国民党计划先夺取各省、县的地方选举,再在全国的议会选举中夺魁,进而组建由国民党主导的政党内阁。按此计划,宋教仁回湖南参加竞选;于是,宋教仁返回湖南,并忙里偷闲地也回桃源老家探望了母亲。

    不久,民国元年底,选战正式开始;至翌年初,历时近两个月。

    果然,国民党在这次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国会参、众两院共八百七十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了三百九十二席,占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受袁世凯扶植的共和党等三个政党仅得了二百三十三席,只占总席位的百分之二十六。

    宋教仁本人也不负众望地在湖南当选为参议员。

    虽然,国民党所得席位未及半数,但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党派,在议会中已是举足轻重;因此,下一届内阁由国民党组建似乎已成定局。

    且宋教仁在组建国民党及本次大选中功勋卓著,下一任内阁总理看来也是非他莫属,宋教仁本人也已是踌躇满志地欲一展宏图了。

    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才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

    袁世凯原以为,议会无非是一班喜欢异想天开的秀才们耍嘴皮子的场所,既无兵又没卒成不了大事;所以,一直没当会事。现在,袁世凯才对革命党人追求的共和、民主社会的实质与特性有了一些了解;原来,在共和、民主社会中,一切决定于选民。看来,这共和、民主并非如书写那么简单;那些选民手上的每一张选票都是有份量的,甚至于能决定政府的命运;怪不得原同盟会敢于不惜更名改组,劳心费力地要去组建一个新党,从而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以博取每一个议席。

    而今,议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已胜出;下届内阁若是由国民党组阁,而换上不受自己控制的人;那么,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岂不就成了虚位?这却确实令袁世凯忧心忡忡了。

    袁世凯不怕革命党人的枪炮,倒是开始骇怕革命党人以选举的合法手段与他争夺政权;在他觉得,这合法的选举无异于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会要他命的。

    袁世凯当然不甘,玩惯了权术的他岂愿受制于人?然而,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名为临时大总统,手中握有北洋军重兵;但是,对付面前的这道难题却显得是那样的束手无策了。

    袁世凯虽觉无奈但心中十分清楚,知道现在国民党中掌舵的是宋教仁;所以,对他构成最大威吓的人,已非孙中山与黄兴而是宋教仁了;只有将宋教仁收买或降服,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否则,情势真的会岌岌可危,以至于在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中自己的权位也会受到威胁。无奈之下,袁世凯欲以重金收买宋教仁,希望能化险为夷;于是,袁世凯托人向宋教仁赠予价值三千元的貂皮外套及五十万元银票,但都被宋教仁拒绝了。

    袁世凯收买宋教仁不成而气急败坏了,遂将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秘书洪述祖等人召来共商对策。

    赵秉钧也正为宋教仁的崛起将危及其内阁总理之位而担忧,道:“不若毁之,胜于坐以待毙。”

    袁世凯闻言不语,稍倾后方颌首称“然”。

    洪述祖则自告奋勇道:“吾能将其毁之。”

    于是,袁世凯遂将毁宋之事交予洪述祖与赵秉钧,令俩人设法阻止宋教仁组阁。

    洪述祖受命后,即组织力量在报上刊文攻击宋教仁,言“宋教仁有野心,欲谋总理之位,乃民国之蠹虫”;欲以此毁损宋教仁的声誉,迫其退缩。

    然而,宋教仁坦然以对不为所动,却令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等人深感无奈。

    正在袁世凯为宋教仁与国民党的崛起头疼时,忽然报来已逊位幽居宫中的隆裕太后于二月二十二日丑时驾鹤仙逝了。袁世凯正心烦意乱,哪有心思顾及此事,乃派遣荫昌、段芝贵、孙宝琦等人前往宫中料理后事。

    遵照清室优待条件,隆裕太后的丧事仍然享受了君主般的最优礼待遇;治丧期长达一个月直至三月二十日止,也算是民国临时政府与国人对于满清末代皇朝的宽怀了。只是,隆裕太后死后,年幼的末代皇帝溥仪更是形单影只孤寂无靠了。

    刚料理完隆裕太后的丧事,忽然又传来了一件更令国人震惊的骇事。

    原来,国民党取得议会大选胜利后土气大振。大选的顺利进行,使孙中山误认为国内的政治已渐趋民主;于是,他将国民党的党务悉数交给了宋教仁,更是无所顾忌地一心扑在民生上了,似乎政治与他已是无关。因此,大选刚落幕,孙中山便又带着一班人乘坐山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考察去了。

    而此时的宋教仁已是激情满怀开始憧憬未来,觉得自己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即将实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宋教仁离开湖南老家沿江东进,途经长沙、武汉、南京等地直抵上海;一路上,他发表演讲继续阐述其政党内阁的主张,极力宣扬应将总统改为没有实权的虚位。

    同时,宋教仁还猛烈抨击现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言:“北京临时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革命党人已到了通过议会再起来革命的地步。”

    且宋教仁凭着好口才,其演讲很能博取人心,所到之处听者如云掌声雷动;一时间,宋教仁如日中天了,中国的政坛上刮起了一阵所谓的“宋教仁旋风”。

    而宋教仁毫无保留的议论及对政府尖刻的批判,令尚在台上的北京临时政府甚是难堪;本来就已忧心忡忡了的袁世凯显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而内阁总理赵秉钧则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遂指令洪述祖将“毁宋”改成了“去宋”;于是,一场政治谋杀就在暗中紧张的筹划并准备付诸实施了。

    宋教仁屡屡发表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论,也使国民党内不少同仁都为他担了一份心。

    陈其美曾经提醒他“出行小心,谨防不测”。

    但是,而立之年的宋教仁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道,笑言道:“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与人无私怨,谁人会加害?吾为民执言,为国行事;纵有危险,仍当并力赴之,何以畏惧而求苟安?”

    此后,宋教仁仍无所顾忌地我行我素一如既往。

    宋教仁到沪后不久,袁世凯却来电邀请他赴京“共商国是”。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的邀请后倒是感到了兴奋,以为袁世凯是因受民意敦促,也欲顺应潮流而为了。此次邀他入京,定是商榷组阁事宜,岂可不往?所以,宋教仁决定接受邀请前往北京,以期早日组建政党内阁不负初衷。

    于是,三月二十日晚,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启程北上。众人在议员接待室候车小憩片刻,是夜十时四十分,宋教仁又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月台准备登车。

    谁知,一声枪响划破夜空;行进中的宋教仁忽然弯下腰,手捂腹部痛苦而又轻声地向身边的于右任道:“我中弹了。”

    刺耳的枪声令众人都惊骇了,车站内顿时秩序大乱;待等人们反应过来,明白是有人刺杀宋教仁时;宋教仁已经饮弹倒地面色显得十分苍白,殷红的鲜血不断地从按着伤口的指缝间溢出;而凶犯早已趁着人们的慌乱,遁入夜色逃之夭夭了。

    黄兴等人见宋教仁伤势严重不可耽误,顾不得追缉凶犯;赶紧七手八脚地将宋教仁扛上车,送往就近的铁道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医生即行抢救;发觉子弹是从腰部射入后刺破了肾、肠,倒是没有伤着心脏而立即致命;然而,医生很快发觉凶手所用的竟是粒毒弹,毒素已随血液扩散,令医生束手无策。

    宋教仁自知性命难保,遂让于右任代笔,忍疼口述遗嘱一份。此时的宋教仁至死尚不明白是谁要对他下此毒手?且仍一心牵挂着国事,为未能赴京与袁世凯晤面而感到遗憾。

    接着,宋教仁又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致函,略云:“窃思仁自受教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书中之言,句句泣声,字字带血;坦荡胸襟,丈夫伟岸,令人敬叹。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宋教仁因毒性发作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三十一岁。

    宋教仁遇刺殉难,令举国震惊舆论哗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

    黄兴、陈其美等同仁更是怒发冲冠,发誓要缉获凶手替宋教仁报仇。

    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讯后大惊,觉得事出蹊跷其中必有原因,也就无法再安心开办实业修造铁路了。于是,孙中山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而提前回国。

    回国前,孙中山急电国内:“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而袁世凯接到宋教仁遇刺被害消息后,也立即发表《声明》义愤填膺地谴责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何物狂徒,施此毒手;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黄兴和陈其美则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巡警总长卜罗斯,请求协助缉捕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民政长应德闳也下令全省各地官吏通力缉查凶手并限期破案。而沪宁铁路局觉得宋教仁案发生在上海火车站内,有损于路局声誉;若不破案,也难以向国人交待;于是,便以五千元巨额悬赏缉凶。

    一时间,整个上海城内茶余饭后街谈巷议,有关宋教仁案及悬赏缉凶便成了大家关注的唯一话题。

    宋教仁遇刺时,黄兴凭着直感就怀疑此事或是袁世凯所指使;但因凶手已经逃遁,没有真凭实据只可揣测难以指控;加上袁世凯的一番表态,顿使人们陷入了一团雾水之中,更难知真相为何了。因此,只得等待缉获凶手真相大白后再说。

    然而,缉凶谈何容易?若是凶手隐而不显或被人灭口了,又当如何?若真如此,宋教仁案岂不要沉冤不彰,而让元凶逍遥法外?黄兴等人想到此,不由得焦虑万分了。

    该是苍天不负众望,正在大家患难时,案件的侦查却出人意料地有了突破。

    第二天,一位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字画商忧心忡忡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告发,言:“知道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是谁?”

    原来,王阿发因以卖古董字画为生,专与上海的士绅政要打交道;其中,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与其相识并常有来往。一周前,王阿发又因卖字画去了应夔丞家;因两人交往多年,相互甚是了解;应夔丞知道王阿发是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之人,遂取出一张照片对王阿发道:“若能将照片上的人‘办’了,可得千元酬金。”

    王阿发知道所办何事,闻后傻眼了;他虽是爱钱如命,但毕竟是一个商人,这玩命的事岂敢干?于是,赶紧托辞推脱。应夔丞见其胆小不敢为,倒也没有难为他;而王阿发既不知道照片上为何人?也不明白应夔丞为何要他干这等事?不过,王阿发知道应夔丞原是帮会中人,则以为或许又是为哪位弟兄仗义了;觉得反正不关自己事,也就缄默而不声张。直到宋教仁案爆发,报上全是遇害者宋教仁的照片及悬赏缉凶的消息,这才引起了王阿发的注意。面对眼前的照片,他越看越觉得眼熟,一种好奇心促使他忆起了一周前的事;最后,王阿发确认报上的遇害者宋教仁,正是应夔丞声称要办的人;看来,他没有答应,应夔丞又请别人真的将此人办了。而此时,王阿发已从报上知晓了宋教仁为何许人?隐约觉到此事非同小可,若是自己知情不报,查将出来后自己必定也会遭受牵连脱不了干系。胆小的王阿发越想越害怕了,最后觉得还是先行告发免得自己受连累。于是,王阿发便匆忙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将自己所知道的和盘托出。

    英租界巡捕房得此消息如获至宝,立即派人在一家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从应夔丞的家中搜查到行凶的手枪和剩余的子弹。

    应夔丞,浙江鄞县人,原为上海青帮中头目,并参与筹建了国民共进会,故而与同为上海帮会出身的陈其美、洪述祖等人都相识。辛亥革命时,应夔丞依附于同盟会,曾经担任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担任了总统府庶务科科长等职;因其品性不佳而被撤职,遂回到上海重又混迹于江湖。

    后来,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因应夔丞是国民共进会的头目之一,也就随着国民共进会加入了国民党。然而,狡诈的应夔丞胸怀贰心脚踩双船;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却与洪述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来干脆投靠袁世凯了,成了袁世凯插入国民党内的一枚毒刺。

    洪述祖信誓旦旦地向袁世凯言“吾能将宋毁之”时,其心中已是有底,即借应夔丞之手以成事。果然,应夔丞成了杀害宋教仁的帮凶,而且一举成功。

    只是,黄兴与陈其美等人怎么也想不到,刺杀宋教仁的竟会同是国民党人的应夔丞,倒令他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事实摆在面前不容他们不相信。

    不过,在再次搜查应夔丞家时,意外地发现了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电函;其中有洪述祖给应夔丞的电文:“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事成之后,赏金授勋位。”及宋教仁遇刺当天应夔丞给洪述祖的电文,虽然用的是隐语:“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但是,人们一眼就能了悟所述何事。这一发现说明杀害宋教仁非应夔丞一人所为,而是受洪述祖指使。

    英租界巡捕房在搜查应夔丞家时,另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宋教仁案发生后应夔丞遭缉捕;应夔丞的姘头胡翡云为探听风声前来应夔丞家,一同前来的另有一名男子;英租界巡捕房心生疑惑,遂将俩人扣押并进行了侦讯。

    果然,侦讯中俩人神色慌张语无伦次,也就更加重了巡捕的怀疑。最后,终于侦查清楚那名男子名叫武士英,竟然就是被应夔丞雇佣杀害宋教仁的凶手。于是,巡捕房将武士英拘禁继续侦讯。

    武士英,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七十四标二营任管带,练得一手好枪法。南军裁撤后,留在了上海而生活无着;心存怨怼的武士英在一茶室中偶遇应夔丞;于是,应夔丞以一千元的高价将其雇佣作了杀手。

    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自投罗网地被缉获,顿时令人觉得宋教仁案的真相大白有了希望。至此,人们这才明白,宋教仁案绝非偶然,而是一宗蓄谋已久的政治暗杀;武士英与应夔丞都无非是充当了杀手的走卒而已,直接指使俩人的却是政界要人洪述祖。

    而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内务秘书,又是袁世凯第六房姨太太的阿哥;于是,人们也就自然的想到了洪述祖身后必定另有其人,只是暂时尚无直接证据可予指证罢了。所以看来,这宋教仁案必定是通天的;否则,难以解释凶手何故要谋刺宋教仁?既然是政治谋杀,其身后的元凶为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时,黄兴已经坚信自己当时的揣测不会有错,对于袁世凯已彻底失去了期望;于是,愤而写下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国民党中的同仁也均有同感,一怒之下皆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用同样的方式实施报复。

    然而,黄兴转而一想,现在已是民国,步入法治时代了,一切应按法律程序解决;袁世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但自己却不可步其后尘以邪治邪。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强劝阻了众同仁强忍怒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替宋教仁报仇雪恨。

    为此,又通过一番周折,终于将应夔丞、武士英两犯从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了上海地方法院。接着,上海地方法院组成了一个特别法庭,准备公开审理宋教仁案。

    但谁知,凶手武士英被引渡后,突然暴毙于狱中。

    原来,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让应夔丞脱身,设法将武士英毒死;以为如此就死无对证,也就无法给应夔丞定罪了。特别法庭唯恐再节外生枝,赶紧在第二天就开庭审理。

    果然,武士英死后,应夔丞一口咬定“宋教仁之死与己无关,是武士英一人所为”;案子也就一时办不下去了,只得将应夔丞收监候审。

    虽然,应夔丞百般抵赖死不承认;但是,法官手上毕竟有着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密电;于是,打算传讯远在北京的洪述祖。

    且说,宋教仁案中的凶犯武士英与应夔丞被缉后,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等人都惶恐不安了。他们害怕的不仅是俩人的落网,而是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密电》被英租界巡捕房搜获并公布于众了,法庭还欲据此传讯洪述祖。若是洪述祖真的赴沪应讯,岂不要真相大白?革命党人必定会顺藤摸瓜地往上追索,这无异于是对袁世凯的当头棒喝。而若欲抵赖,《密电》已公诸于世,纵有百张嘴也难以辩白。

    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如何脱得了干系?所以,绝不能让洪述祖栽在国民党人的手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袁世凯苦思冥想了许久,得设法保住洪述祖;因为,保住洪述祖也就意味着保护自己。袁世凯慎思再三,最后觉得还是走为上;于是,赶紧叫洪述祖躲到青岛的德租界内暂避。

    特别法庭传讯洪述祖,洪述祖却不知去向销声匿迹了。因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内务秘书,国民党人就把矛头指向了赵秉钧,要求传讯赵秉钧了。

    赵秉钧闻讯后也心慌意乱了,不知该如何应对。

    袁世凯倒是老成而处事不惊,他让赵秉钧“称病告假、暂避风头、静观变化”。于是,赵秉钧告假了,袁世凯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其职。

    然后,袁世凯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以“无真凭实据,妄传国务总理,与《约法》不符”为由抵制了上海特别法庭对赵秉钧的传讯。

    国民党人与上海特别法庭碰了这个软钉子,确也感到了无奈。

    接着,袁世凯又想出一招;因为,应夔丞是国民党员;因而,袁世凯又利用这点做文章了;他指使人故意放言:“应夔丞乃国民党员,系受国民党内要人指使;因此,宋教仁案实乃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所致。”如此一来,一宗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就轻飘飘地被说成了是国民党人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讧。

    同时,袁世凯还指使人编造了一个所谓“北京有个专搞暗杀的血光团,黄兴是该组织的首领”;并扬言“若上海要传讯赵秉钧,则北京就要传讯黄兴”,以此相威吓进行抗衡。

    国民党被诬而扣上这些罪名后,反倒须忙于为自己辩白了,哪还有精力去指控他人。

    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厉害,一下子把水搅浑了;不明真相的国人不知道该听谁的,觉得谁说的都有理,不免有点真假难辨是非不清了。况且,凶犯武士英偏偏死在上海的监狱中;而上海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地盘,又给了袁世凯口实;于是,袁世凯更是借题发挥,继续放言:“武士英之死,是国民党杀人灭口。”

    就这样,宋教仁案的涉案人死了一个、关了一个、藏了一个、走了一个后,又被袁世凯如此一搅,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如同一潭浑水;宋教仁案的审理则因真相莫明拖而未果,成了民国初期的一大疑案。

    然而,国民党人心中自明,料定必是袁世凯在搞鬼。

    此时,已从日本赶回上海的孙中山,断定刺杀宋教仁的幕后指使者必定是袁世凯。

    孙中山从宋教仁案中猛然省悟,意识到自己看错了袁世凯;貌似谦和的袁世凯原来果然包藏祸心如此的阴险毒辣,竟然会以这等鄙陋的手段刺杀开国功勋宋教仁;至此,孙中山才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因此,孙中山一怒之下就主张“立刻兴兵讨伐袁世凯”,以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且“袁世凯身为临时大总统,其公然违法,已断非法律所能解决”。

    于是,孙中山在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召开了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会上,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事已至此,法律无济于事;只有迅速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若有两师军队,定当亲率北伐问罪。”

    然而,孙中山的主张只有陈其美及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少数人支持。

    而此时的黄兴,虽然也早已断定宋教仁案是袁世凯所为而怒不可言;但对于如何处置,却也与孙中山意见相左。

    黄兴德等人竭力主张要依靠并付诸法律,相信法律能为宋教仁讨回公道;而一旦开战,遭殃的首先是黎民百姓;黄兴不忍看到还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战争的磨难;且战事一起,列强或许会乘虚而入从中渔利甚至于再次瓜分中国;所以,黄兴不赞成再兴兵端干戈相见,认为不到迫不得已不该轻谈战事。

    而远在云南的蔡锷此时虽然已经《通电》谴责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但却也反对用兵而主张由法律解决。因此,孙中山的讨袁主张未能得到众人支持深感无奈,这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也就无果而散。

    而黄兴等人欲依赖并付诸的法律,却由于武士英的死无对证、应夔丞的百般抵赖、洪述祖的藏匿不显、赵秉钧的拒绝出庭,其进展缓慢近于停顿,国人企盼宋教仁案真相大白之日却是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