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清庭建三洋水师 沈葆桢抵台御敌

    【史要】清庭塞防、海防之争，筹建三洋水师；沈葆祯抵台抗日，《台湾事件专约》……

    却说，日本侵犯台湾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庭上下一片哗然。

    欲以“联合日本”来对付西方列强，而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感到十分愕然。李鸿章开始觉到自己的初衷只是一厢情愿，近在咫尺的日本其实比西方列强更是居心叵测；看来，倒是更要小心提防了。因此，原有的“联日”想法开始动摇，意识到了“应建立一支海军，以防范日本”。

    此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拟海洋水师》的章程，上《奏》建议“应增强海防”，拟筹建分别以北洋、南洋、广东命名的三洋水师。

    丁日昌所言正合李鸿章之意，即予附议。

    然而，此时的西域边塞也十分吃紧；因此，左宗棠等人却力主“应增强塞防”。

    于是，关于“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之争即在朝堂之中展开了。

    左宗棠力陈：“沙俄觊觎新疆已久，塞防不固，西域必为其所吞。”

    而李鸿章却《奏》道：“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须天下全局，通盘合筹，方可后定。新疆各城，开辟维艰；始归版图，每岁耗银百万；收千里旷地，而增百年漏卮；今若命将出塞，收不毛之地，更劳师耗饷，此何图耶？不若严守现界，无须急图；且招抚西域诸回酋，准其自立，如云、贵、粤、蜀之土司，适时奉朝即可。况新疆不复，无伤元气；海疆不防，腹心大患；而仅此财力，既增海疆，又备塞防，岂非左支右绌，于事无补，反为所累；故应暂弃关外，专顾海防，方为正本。”

    李鸿章的这一主张与一贯注重塞防的左宗棠可谓是南辕北辙，对于左宗棠的力主“收复新疆”更如当头泼了一盘冷水；而其欲令朝庭“放弃关外”之言，令左宗棠十分气愤。

    然而，慈禧太后却觉得李鸿章的话十分在理；且因牡丹社事件引发的日本侵占台湾之事，刚发生不久令人发指；而日本国近在咫尺，若任其嚣张不加节制，对于大清皇朝的潜在威吓必大于远在西域伊犁的沙俄。因此，加强海防组建一支海军确实已是必要；而且，相比之下，海防比塞防似乎更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所以，一番激烈的争议之后，慈禧太后倾向了李鸿章，主张海防者最终压倒了主张塞防者。

    因此，朝庭最终决定“暂缓收复新疆，须先对付已侵入台湾岛了的日本人”；只是，并不打算如李鸿章所言的“放弃关外”，这才使主张塞防者尚可接受。

    于是，清庭下了一道密《诏》给左宗棠：“以今国力，未能兼顾西域；当守疆界，莫急图进取；可屯兵积饷，以备后图。”

    左宗棠接到这道密《诏》后，虽然心中不悦，但只得遵从。只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已存有的嫌隙因此而更深了。

    清庭如此决定后，遂打算依了丁日昌的建议组建三洋水师；分别命名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划定海域各司其职。初步拟定，北洋水师负责渤海及山东以北的黄海海域，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的黄海海域及长江口外面的东海海域，广东水师则负责滨临福建的台湾海峡及南海海域。

    组建水师，靠国内自造的那几艘木壳兵船当然难以成军；因此，得出巨资向西夷诸国购置了。

    然而，一提及欲向洋人购买兵舰，那班以翁同龢为首的、自我标榜为“清流派”的朝臣们就竭力反对了。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曾为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太保衔。而翁同龢自己，二十七岁就中了状元；尔后，曾授伴读同治皇帝，现正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可谓朝中重臣。身为两朝帝师，故而上疏言事无所顾忌。

    清流派崇尚孔、孟的儒教及程、朱理学，注重风节、敢于揭露时弊，而对西洋的所谓机巧之术不屑一顾；所以，与当时朝中崛起的“洋务派”水火不相容；视洋务派为媚外、汉jian，故常口诛笔伐而不遗余力。此时，见朝庭又欲花巨资购买西洋的兵船，也就又群起而反对了。

    然而，慈禧太后心中自有定见，对于朝中的“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她早已是习以为常且玩弄于股掌之中。她需要洋务派的务实创业，促强国、强军，以保大清皇朝安泰。同时，她也需要清流派的高谈阔论，以抑制洋务派，防其坐实坐大。

    不过，这一次慈禧太后偏向洋务派了；因为，当今的国门之外，强夷正虎视眈眈地随时有颠覆大清朝的危险。洋务派的组建水师能强军，而抵御外敌不愧是保国良策；虽然是花巨资买洋船而让洋人赚了钱去，但比起兵败后赔款还是合算的。因为，在抵御外敌时，毕竟还得靠洋务派的实枪实弹，清流派的口水是抵挡不了外敌入侵的。因此，慈禧太后拍板同意组建“三洋水师”了。

    慈禧太后放话后，清流派也就喑声了；于是，朝堂上有关“该不该组建水师？”的争执暂告结束。

    然而，组建水师毕竟需要巨额的资金，清政府一时难以筹措；因此，打算先建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而将广东水师暂缓。

    于是，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署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洋务、海防等，并统领北洋水师；同时，命江苏巡抚丁日昌帮办北洋水师。任命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南洋大臣，署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通商事务，并统领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关税中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水师”的费用。

    此时，沈葆桢却奏道：“而今，国力薄弱，库银有限，不应分用；集可有为，分则难成，宜专事一师。倭寇侵台，虽为事急，尚有福建水师可驱御。东瀛处于北，欲将其拒之，北优于南；且海防万里，京津为要。故当有主次之别，先筹北洋，后图别师，方为正着。”

    沈葆祯如此大度地从全局着想而不谋私利，不愧为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令满朝文武大臣肃然起敬了。

    李鸿章也想不到沈葆祯竟会把仅有的一点经费全部让给他，心中自然高兴。

    而慈禧太后听了，倒是也合她的意。因为，在她也觉得，御敌为的是保国，而保国说到底就是要保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保皇家的安泰；京城是皇家的所在地，保京城无虞也就自然的成为军国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别的当然全在其次。沈葆祯所言也正如此，岂容异议？

    于是，慈禧太后不假思索地就再次拍板；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决定将南洋水师也缓建，而是集中精力与仅有的银两优先创建北洋水师；待国力雄厚后，再以一化三，更创三洋水师。

    如此决定后，朝庭每年划拨的四百万两白银也就全归北洋水师所用了；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乐不可言，欣然受命去筹办北洋水师了。

    而沈葆桢则离京返回福建，又去经营福州船政局。

    且说，盘踞在台湾岛上的日本人，见清政府迟迟没有反应；于是，更是放胆地在岛上修筑道路增设营房打算长驻了；并强迫被征服的台湾原住民悬挂日本国旗，以示臣服。

    于是，清庭又赶紧任命刚回到福建不久的沈葆祯为钦差大臣，会同福建布政使潘霨，率已有的福建水师前往台湾抵御日军。

    此时的福建水师，已有福建船政局所造的分别命名为万年青、伏波、安澜、镇海、琛航等十多艘兵船编入其中，稍具规模了。这些兵船虽然仍是木壳，但其驱动已用机械，较旧式的兵船已是好了许多；战力有所增强，已可用于征战。于是，沈葆祯调拨了一万兵力，亲自统领福建水师，择日向台湾进发。

    沈葆祯率军抵达台湾后，即刻部署准备与日军接战。

    日军侵台统帅西乡从道眼见清军到来，倒也不肯示弱，宣称“将从本土调派大部队来台”。

    沈葆祯担心仅有这一万兵力难以决胜，则向朝庭《奏》请援师。

    李鸿章感于沈葆祯在择建南、北水师时的大度，即予以回报，命令部将唐定奎所率的淮军铭字十三营赴台增援沈葆祯。

    唐定奎的铭字十三营经历过剿灭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争，可谓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劲旅。同治十三年八月，唐定奎率军抵达台南的凤山。

    沈葆祯多了这支近万人的劲旅后，底气足多了，同时，李鸿章又声称“将再派遣二万兵力抵台”，为沈葆祯撑腰。

    如此，中日双方都宣称“还要增兵”，皆虚张声势地大有剑拔弩张不可收拾之势，但却僵持着谁也不想先开战。

    不久，台湾岛上突然暴发了瘟疫，对峙的双方军队都感染了疫情。

    清军因及时从福建调来了药品，才控制了疫情的漫延，但损伤也已不轻。

    而日军却已因这场疫情不战而死了数百人，西乡从道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而打算撤军。日本政府得到这一军情通报后，也认为此时不宜与清军在台湾开战了；也就打算与清政府谈判，以便为撤军找个体面的台阶。于是，日本明治政府任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交涉。

    清庭本来就不想开战，见日本政府软下来了，也就答应谈判。

    当时，已被削去了亲王爵的奕欣仍在总理衙门任上；因奕欣在涉外事务上是资深人员，所以此次谈判又由他接手。

    奕欣在处理外务上，历来主张和议而罢战；因为，多年来清军与外强交锋每战必败，往往是战败后屈求于人而任人宰割；所以，奕欣经手外事谈判已是委曲求全惯了。何况，此时的奕欣，经多次宦海浮沉后，已是暮气沉沉的毫无棱角了。所以，当奕欣获知日本人尚未开战就来和议，心中倒是甚感慰藉，原来对于倭寇的成见也少了许多。同时，当奕欣获知此次战祸起因于台湾的原住民误杀了人，却也自责本朝有失管束。所以，只求将此事尽速了结，以便日本人能从台湾岛上撤军。

    而参与调停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又竭力帮衬日本人，更令奕欣觉得似乎理确在对方。

    所以，当大久保利提出“清政府必须做出赔偿，日本才会从台湾撤军”时；奕欣并不考虑“台湾岛上的军情已有利于清庭”，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日方的要求。

    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奕欣与大久保利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又名《台湾事件专约》。

    结果，清政府以“抚恤”的名义赔偿日本五十万两白银后才了结此事；这笔赔款中还包括了本可以不予理睬的、日军在岛上所建房屋及设施的折价款，实属冤枉。

    明治政府得了这笔赔款后，才从台湾岛上撤军。

    就这样，日军不但体面地撤军了，而且还意外地得了一大笔所谓的赔款；光了面子又得了实惠，当然是喜出望外。甚至于连大久保利自己也感到意外，想不到竟能如此轻易地得手；因此，洋洋得意地窃喜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之幸事。”

    而清庭中谁也没有觉到是付了一笔冤枉钱，有的甚至还在庆幸“日本人总算从台湾岛上撤军”了，这才觉得松了一口气；至于别的一切，谁都不想、也不去琢磨；此一史所罕见的蹊跷事算是了结，且很快被遗忘。

    日本的明治政府在战况不利的情势下反而从谈判桌上得到了好处，窃喜之余觉到了清政府不但软弱可欺而且是愚蠢到了极点；因此，胆子更大了。

    《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二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赴琉球，强迫琉球群岛上废止中国年号而改用日本年号；同时，断绝琉球与中国的一切关系，从而将琉球群岛正式划入了日本的版图。

    后来，到了一八七九年三月三十号，明治政府干脆将琉球国王尚泰和他的儿子尚典移居到了东京；然后，把琉球藩改置为冲绳县；如此，琉球群岛就成了明治政府治下的一块属地。至此，琉球王国正式被灭亡，从历史中消失；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既无能、也不敢道一个“不”字。

    日军撤离台湾后，沈葆桢仍留驻在台湾，行政并着手营经地方。

    沈葆桢遵照清庭的《旨》意，先后增设了台北府，淡水、新竹、宜兰、恒春等县，以增强对台湾的行政管理；接着，又开山辟道、屯兵垦荒、设塾授学，遂使台湾近乎蛮荒的原住民渐渐开化了。

    光绪元年八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这才离台回到大陆。

    此时，福州船政局又有几艘新造的兵船下水，兵船总数已达十七艘；虽然船体仍为木壳，不及西夷的铁甲船坚固；但其船上皆配置火炮并用机器驱动，均可用于海战，而其数量与规模也已不可小觑。

    沈葆桢心中十分高兴，遂《奏》请朝庭正式成立南洋水师。

    朝庭也有此意，即准《奏》；于是，南洋水师先于北洋水师成立了。自此，大清皇朝终于有了一支略成规模、可用于海战的水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