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十五章 西北边事
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们展开了一场礼部的大变革,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请厘正祀典,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下礼部议,尚书周洪谟等议说: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古礼幽荧祭星,今北极紫徽大帝,像之为人,称之日帝,不合于典。至于风云雷雨,本合祀于南效,复隆秋报,今徇道家言,又有雷声化天尊之祀,实为不敬。岁以正月十五日为真君张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于制。大、小青龙神,祷雨无应,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传神姓张,名亚子,蜀人,仁晋战没,人为立祠。唐、宋屡封至英显王,元加号为帝君,景泰中因京师旧庙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庙食于蜀,宜也,与文昌六星无涉,其祠在天下学校者当毁。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传王灵官法有验,乃建天将庙祀灵官,谓宋徽宗时有西蜀萨坚授法于林灵素者,其师也,因于庙立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灵官曰崇恩真君,祖师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岁易袍服,其费不赀。当革灵济宫祀。金阙、玉阙上帝,盖五代时徐温子知證,知谔也。神世系事积非甚异,其攒号亦当革。 说穿了就是要废掉成化年宪宗大搞特搞的佛道庞大开支,对于刚刚即位之初的朱佑樘来说,颇有精图治之志。恢复遵祖制开大、小经筵,一日两朝。 在内官的整顿上,太监覃昌传旨戒谕在京诸司说:“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段遵守祖宗成宪,不得互相嘱托,损公利己。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处置,期若容隐不奏,事发后处以重罪。” 就是说不得宦官跟朝臣拉关系,相互托请结党营私。过后左都御史马文升上言时政: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jian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砺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诏下所司议行,厘正祀典。 这个上疏刚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袁洁复上关于“平安伯”怀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边关从无余粮,每年朝廷为其供给,卫所兵响粮食所费银何其千万两,自成化先皇设立平安镇起,短短几年平安伯就其让整个榆林道不缺粮,到目前还能往外省运粮,反孵朝廷,就凭这样的政绩足能恢复其封爵。 自大明以来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随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损害朝廷威严,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职的起因。意思是说朝廷反反复复,把封荫当儿戏,对待能吏大臣如此,怎么整顿朝堂上下。显然这是章子俊托请袁洁的套路,正好借着朝廷整顿的机会给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1488)四月十二日朝会上,关于章子俊的去留问题展开了对奏,说是奏对,其实就是处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数吏部尚书王恕,好心推荐章子俊出任南京户部尚书,人家还不鸟,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头来。 话说王纶是内府十二监四司八局中典玺局局丞,供事东宫,故称其为‘东宫局丞”、“东宫内侍”。按明朝惯例,太子继位后,东宫内侍自然递转入司礼监掌机务。 钱溥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曾在内书堂教书而与王纶有师生之谊。明朝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内阁的下属机关,内阁成员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进士一人翰林,人们就以“储相”视之。钱溥此时已是侍读学士,从五品,只要有人从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阁并非难事。 在此之前,天顺元年,吕原曾以翰林院侍讲(正六品)、岳正更以翰林院修撰(从六品)人阁办事。此念一起,钱溥便遗人往宫中向王纶打探消息。王纶也正想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亲赴钱宅,商议英宗后事。此事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却属内外官结党,罪在不赦。偏偏钱溥与大学士陈文比邻而居,二人素来交厚,如钱溥请陈文-起共商大计,或许结局大不-样。但钱溥计不及此,或者心有顾忌,想背着陈文,但行踪却为陈文所窥伺。 尽管陈文与李贤有矛盾,但毕竟资历较浅,居李贤之下,也并不委屈。今钱溥将自己甩到一边,与王纶密议,一旦人阁,岂不又多一政敌?为自身计,陈文和李贤结成了同盟,共同倾轧钱溥。 而王纶急不可待地觊觎司礼监,又直接触犯了掌印太监牛玉,这是英宗晚年最为信赖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纶、钱溥未能抓住朱见深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引起了朱见深的不满。英宗大殓的这天,皇宫内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内使,均穿缞服,以示对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怀念。其时天寒地冻,王纶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有意显露,却在缞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见深一眼瞥见,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机历数其过,最大的罪状自然是交结钱溥。朱见深此时已得李贤、陈文的奏告,只是未作处置。王纶一不谨慎,撞在枪口上。朱见深即命将王纶、钱溥下狱,并追究同党。 钱溥降广东顺德县知县,成化十八年后起掌南京翰林院事,进南京户部尚书,此时的钱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新任南京户部尚书章子俊没有去上任,这可让朝廷下不来台。 都察院都御史赵桓,佥都御史吴兆恩,六部给事中刘柄誉,王书桓,张峥、吴议、黄陶等官员纷纷参劾章子俊目无皇法,犯令抗旨,应该抓捕下狱。 誊黄右通政严祖兴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离不开他,目前鞑靼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扎营长达三十里。四月前皇上刚刚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余人说是请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后然皇上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后,前两月又来,下官以为自此以后,小王子屡以入贡为名,沿边sao扰,且出没河套地区,这样的话西北边境再度紧张。朝廷又要增派守备及内宦驻守,吐鲁番也对哈密虎视眈眈,哈密危矣,此时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调往南京,河套会被鞑靼再度侵占。那么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产粮区河湾又变成了鞑靼人的牧场,榆林危矣。” 严祖兴的这个对奏可谓是一针见血,让大多数朝臣似乎才反应过来,内心也嘀咕起来,难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户部跟榆林边关有关?看来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此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的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来辽东激变,西北边事荒逐,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 马文升对西北边关之事最清楚,可以说当今大明朝堂中无人有马文升这样的理解。对边患自有主张。马文升对憎道官很厌恶,这跟马文升在成化年时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抚辽东有关。成化十四年时,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 再次被起用后,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马文升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对内宦及李孜省等憎道官痛恨异常,如今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就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此时新朝初始,朱由樘也想清理朝堂,就命马文升提督十二团营。 马文升一上来就针对起了边关的驻守内臣问题,把原本商讨章子俊的“犯令”一事,撇在一边了。众多朝臣在错愕时,也不好接着说什么。明明知道”歪楼“了,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不过有一点到是一致的,就是内臣的权力要收一收了,那些术士、憎道官该撤的撤,该免的免,该罚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