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星期五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又到了。学习中院的、高院的、县委的、县政法委的、地委的文件，这是贯例。听得多了，觉得各级各部门的文件内容都差不多，比八股还八股，因此，与会的人也就是左耳听右耳冒。经常是领导不在的时候，睡导一大片，有人甚至是打着隆隆的呼噜声。常兰最怕开会，她每次从会议室里出来，都觉得像是从高压氧仓里出来，耳朵像进了水一样翁翁作响。常兰在别人的眼里她同李小兰无话不说，实际上她的压力同她的心事一样，都挤压在她的心里，没有过任何的缝隙来释放。当她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抑郁对自己的健康可能是莫大的伤害时，她就开始做着积极的调整。这调整包括对学习文件的热心。今天早上她告诉自己，一定在会议中找到收获，然后在收获中找到动力。

    对，今天就认真认真在认真的听。今天是学习中院书记的讲话。常兰因为有了这样的积极的调整，所以，讲话的内容钻进她的耳朵。讲话有一部分是专门对法官提出的要求，讲了很多，但让常兰记忆最深的只有两句话，那就是：“对当事人要像亲人，视当事人的事为亲人的事、为自己的事。”

    怎样对待亲人？热心热肠。

    对亲人的事怎样处理？从速、从快，高效保质。

    会开完了，她真的在那些不怎么讲究的遣词造句中找到了所以然，她的快乐和积极就把孙耀先的批评暂时储存在遗忘里。

    从大会议室里出来，她觉得今天的天空特别兰，书特别绿，花特别红。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常兰反复琢磨着，不知这两句话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益。宋雨水的案件调解率是百分之百，这个偏远县城的法制环境和首都是两重天，但如果真得拿出诚心和决心来，是否能有效果呢？当事人当事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不管背后是什么，一个案前调解的法官不是在背地里工作的，而是要同当事人面对面，也就面对的是一个里里外外都是人的人。

    “这就有希望。”想到这里，常兰对自己鼓劲说。

    喔，今天，常兰不再郁闷，不再委屈。工作的小马达已经响起，过河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她快乐的情绪把她调整到最佳工作状态。

    “我老婆的案子怎么样了？”常兰正开心着，一个身着制服的年轻人进门来问。

    “你老婆什么事？”常兰问。

    “一年前我老婆在人行道上被一个开三轮摩托的人给撞了，三轮车没上保险。我当时把起诉状交来了，他们说让我们等消息，等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来人说。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常兰一边说着，一边将一撂厚厚的档案袋翻出来找。

    “我老婆叫刘敏，撞他的人叫顾晓飞。”

    朱建华转的档案里没有刘敏的起诉状。

    “你们没有去找过顾晓飞吗？”常兰问。

    “找过，他们家一直锁门，好象房子里有人，就是叫不开门。”刘敏的丈夫说。

    “顾晓飞的家庭住址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写给你”

    “他们家就在那里。”

    常兰将刘敏的丈夫带到了调解室，只对里面的说了一下案情，交代了被告是一个本地的，只会讲方言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她刚坐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了。来人叫楚志祥，他三个月前曾来过，他将两万块钱的土豆佘给了菜市场的老板，双方约定了付款期，老板给他打了条子。日期到了，老板说钱倒不开，一直不肯给。常兰找出了楚志祥的起诉书，被告户籍是外省的，一般来讲，外省的都讲普通话，这个得她自己解决，常兰按着起诉书中的电话给对方打过去。

    “我是县法院立案庭的常兰，有这么一件事同你核实下。有个叫楚志祥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今欠楚志祥土豆款2万元，2月21日前还清，落款是赵小玲，赵小玲是不是你？这个条子是不是你打的？”

    “条子是我打的，我最近特别忙，在外地进货，回县城后我把钱还给他。”赵小玲说。

    “你是在菜市场给还是在别的地方给？”常兰问。

    “明天你叫他到菜市场来取。”赵小玲说。

    “是上午还是下午？大约几点钟？”常兰问。

    “下午吧。大约六点钟左右。”赵小玲说。

    “那好，明天下午六点，楚志祥到你摊位上去取钱。”

    常兰放下电话对楚志祥说：

    “你明天下午六点到赵小玲的摊位上去取钱。”

    “她不给我怎么办？”楚志祥问。

    “就是呀！她不给你怎么办？”常兰自言自语道。

    “没关系，她明天不给你，你再来找我。”常兰说。

    楚志祥欢天喜地的走了，一边向外走一边说：

    “今天法院的人怎么这么好，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其实，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不一定好办，有些看似不容易，不一定难办。今天处理的两个案子，第二天都有了结果。刘敏得到了对方三百元的赔偿，即和对方达成了调解。刘敏的丈夫不是为了钱，关键是三轮车司机的态度，撞坏了刘敏之后，立即玩消失。刘敏的丈夫咽不下这口气，才来法院讨说法。司机被本地的法官叫到法院里，鼻涕都哭出来了。他哭诉着说：

    “我知道我应该给她治病，给她钱，但是我没有钱。我一天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还要交房租，还要养活老婆孩子。刘敏的丈夫到我家去找，我也不敢开门。”

    刘敏的丈夫见司机可怜，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

    最后，司机掏出三百元钱，刘敏的丈夫收下钱，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刘敏的丈夫是世面上混的人，觉得问题的解决让自己赚了面子，就跑到常兰办公室表达谢意。

    常兰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常兰想，这是个看似一年多都没解决的难案子，看来不是难解决，而是难在不去解决。

    第二天，楚志祥来了。

    “法官，赵小玲没给我钱。”楚志祥说。

    “为什么？”常兰问。

    “赵小玲没到菜市场”，楚志祥说。

    常兰立即拿起电话给赵小玲拨过去：

    “是赵小玲吗？你昨天没把钱给楚志祥？”

    “我昨天没回去。”赵小玲说。

    “回来一定给呀。”常兰说。

    “一定给，你放心吧。”赵小玲说。

    “什么时候给，你别又说今天，今天又回不来，你把时间往后定一定。”常兰说。

    “那就下个星期一吧，还是下午六点左右。”赵小玲说。

    “那你这一次可要说话算数喽，要不然，我还得到菜市场去找你。”常兰说。

    赵小玲如约给了楚志祥土豆钱。她对邻摊位的人说，本来钱周转的紧张，想往后拖一拖，但法院有个叫常兰的，说不给要来菜市场要，也就给了，这话一传俩，俩传三，很快就在菜市场传遍了。有人到法院见过常兰，认得常兰的模样，常兰再到菜市场买菜，就有人说，这个就是常兰。再后来，谁欠谁的菜钱呀、rou钱呀之类的，在常兰买菜时就主动说与她，让她帮忙解决。

    常兰也不推辞，反正到了法院也要做立案前调解，与其等他们跑到法院去，不如现在说一说，还不伤当事人的面子，但有时她也想，是不是自己管得太宽了？

    她这样打过几次电话，对方还真得把钱给了。

    再再后来菜市场的人说：

    “欠钱还是快点还吧，要不法院要管呢。”

    其实常兰心里明白，法律的权威在群众心中是有分量的的，就看你唤不唤醒她。她的电话，不只是代表了自己的诚心，更代表了法律的威严。

    楚志祥和刘敏的丈夫隔了一天竟然不约而同的到法院来向常兰表示谢意。虽然刘敏的案子并不是常兰立案前调解的开山之作，但楚志祥的案子却是她的“口碑”。

    二人虽然生长的地域不同，但讲的都是相同的简单一句话：

    “谢谢你！常兰法官，非常感谢！”

    二人走了，常兰有些欣欣然，虽然助理都不是，却被称为法官。

    钱大纲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再也不来了吗？他还要再来吗？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要把他们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谈一谈。现在是，钱大纲说钱大纲的，肇事方说肇事方的，毕竟，自己没有接触过肇事方，那个高高在上的纪检委，但是，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自己必须这样做。

    逻辑这样推着常兰，事实逼着常兰，让她做出最法律的选择。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有多难。她现在的信条是：做了，才知道做的后果。人们常用不见棺材不下泪不落泪来形容人的固执，那你也不能见不到棺材就哭个死去活来，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人是死是活，如果自己像今天这样，斗转星移时来运转，把原告的工作做通呢。

    不是没有春天，是我们没有感知春天。

    常兰用是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述她的自信和惬意，但现实很快就让跌回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