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但摄政王终究还是没能检查,因为唐玉刚起来不久,太监就来禀报,女待诏张晗烟和女翰林左nongnong请皇太女去御书房,有关于女子的政务启奏。 结果这一去就是一整天。 而摄政王也不可能等唐玉一天,他自回了静殿,做自己的事情顺便暗自养伤去了。 女待诏张晗烟和女翰林左nongnong,哪里是有什么要事,是唐玉事先和她们俩商量好,今儿要出宫去游玩的。 有了女官就是好啊。 本来,传统上的女官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一项传统的宫廷制度。古代讲求内外兼治,阴阳协和。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从而达到“内和而家理”。此种内廷规制与外廷的官僚系统是一一对应的。如此,一外一内,则家国天下便可大治而安了。因此从表面上看,皇帝把后宫之内的妃嫔和宫女们组织起来,设置一定的女官机构进行管理,这就是女官制度。的女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发达的西周。但当时的女官并未完全独立,实际上是天子后妃的兼职。然而,中对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职责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按记载规定,九嫔以下均纯属事物型女官而不是皇帝的妃妾。因此,随着古代内廷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后妃制度逐渐从女官制度中独立出来。这样,女官概念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理解应指皇帝的后妃嫔嫱和司掌宫中各项事务的宫人。从狭义理解,则单指内宫中与天子无配偶名分而掌管着上起后妃教育、下至衣食供给的各级女性管理人员。” 而唐玉的随身书库里,有记载出类拔萃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做官,堪称奇谈。 元成宗时,兵部尚书孟士元之女丽君,才貌兼美。云南兵马大元帅皇甫敬之子少华、当朝国舅刘奎璧皆来求婚。一女难许二婿,孟尚书只好约两人比箭定婚,因而选定少华为婿。 刘奎璧比箭失败,怀恨在心,请少华到府中小秦庭饮酒,乘机纵火。幸刘府家人江进喜母子相救,少华才得火里余生。刘奎璧又设毒计,陷害皇甫满门,然后又挟旨到孟家迫婚。孟士元摄于君命,劝丽君出嫁。丽君出嫁前夕自描图容并留书以慰双亲,与婢女荣兰乔装出走。 翌日,刘家花轿临门,乳娘之女苏映雪仗义代丽君出嫁,刺jian不遂投江自尽,幸遇梁相夫人官船相救,契为义女,一同进京。 孟丽君改名丽君玉男装赴试,只中状元。谒相之日,梁相命义女苏映雪彩楼选婿,丽君固辞不脱。时适孟士元到相府,梁相请他作媒,丽君怕被父亲觉破,只好勉强从亲。 洞房之夜,丽君认出新娘就是苏映雪,映雪亦探出新郎是丽君。姐妹相会,悲喜欢交集,假夫妻誓言共生死,报仇雪恨待将来。 孟丽君入赘相府,与苏映雪假夫妻相守相安。后因医治太后功,官拜右相,遂举皇甫少华率兵平夷,重振皇甫家声。 孟母思女心切,探知丽相即丽君,诈病请其诊治。迫于王法,丽君只好暗中认母,并决意伺机恢复女装。 少华眷恋丽君亲描之图容,思念丽君。丽君亦眷念少华,过府探亲。少华借图试妻,若即若离,最后才得证实,即上表并附图容请成宗赐其完婚。成宗得知丽君即丽相,痴心夺爱乃邀同游御苑,丽相未为所动。事被太后觉察,即召丽相内宫画像,并赐美酒将其醉倒,然后命宫女脱靴验鞋,以辨男女。丽君绣鞋被成宗截获,一面向太后谎报丽相是男,一面命人护丽君回府,随后扮成内侍潜至相府还鞋迫爱。丽君不得已用了三天后复命的缓兵之计。 三天后,丽君女装上殿,恳求赦罪赐婚。成宗恼差成怒,欲斩丽君与少华,君臣力保无无效。太后及时赶到,告诫成宗以社稷为重,收丽君为义女,当殿与少华完婚。 虽然哪个话本,唐玉看了之后不置可否,但至少可以证明,这个时代的女子是有能力做官的。 也就是她们被束缚在后宅,没有机会出场罢了。 现在给了她们机会,自然将会竭尽全力的表现哪。 不说张晗烟,单说左nongnong,自从左家站到皇太女一边之后,虽然名面上没有给唐玉带来多少好处,但人心都因此而浮动了,她的声望也由此开始提升。 所以,相对于自己故意提拔的张晗烟,左nongnong这个大才女,才更是令唐玉欣赏的。
行走在人来人往的坊市中,唐玉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多少日子没有这样行走过了? 嗯,似乎从那年陪窝阔台来过一次以外,就再没有好好看过这个繁华的城市。 宋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大多是各朝代的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从字义上来分析,“坊”与“市”是两个概念。坊,又叫里,或称坊里,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单位。唐人苏鄂在中指出:“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市”则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坊市制主要表现为将住宅区和交易区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 坊市制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汉代长安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本身不如手工业和商业高,因此农民始终存在去农从工或从商的冲动,而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因此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轻则影响经济发展,重则危及封建政权的稳定。 坊市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无法自由地来到城市,从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有利于唐代前期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