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断案

    肯定不能断的案，不一定在情理之外；越在情理之中，就越不能分明。

    门生吴冠贤任安定县令时，我从西域从军回来，住在他的衙署中。

    听说有少男少女两个人，都十六七岁，一起在车前喊冤枉。

    少男说：“她是我的童养妇。父母死后，就想抛弃我另嫁。”

    少女说：“我本是他的胞妹。父母死后，他想霸占我为妻。”

    问他们的姓名，两人还能记起来。

    问他们的乡里，则说他们的父母都是到处流浪的乞丐，每天迁徙，已不记得是哪儿的人。

    问起与他们一起行乞的人，则说：“他们到这里才几天，父母就亡故了，因而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听到他们以兄妹相称。但小家小户的童养媳，与丈夫按惯例互称兄妹，这可没法分别。”

    一个老吏说：“这事就像捕风捉影，没有证据，又不能用刑逼供。断合断离都难保不错。但如果是断离错了，只不过破坏了一桩婚姻，算是小过失；如果是断合错了，就会乱了人伦，那过失就大了。不如断离。”

    推敲再四，也没更好的办法，竟依从了老官吏建议。

    由此回忆起姚安公任职于刑部时，织造官海保家资被没收入官，官府派三个军士严守他的房宅。房宅共有数百间，夜深时风雪大作，三人插牢外门，一同在幽深的寝室中点了灯一起喝酒。

    大醉之后，偶然把灯剔灭了。

    三人在黑暗中相互碰撞，因而殴斗起来。

    打到半夜，都放挺了，躺倒睡觉。

    到了早晨，才发现一人死了。

    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戴符，一个叫七十五，受伤也很重，幸而没有死。

    审讯时，两人都说是一起把那人打死的。

    被判抵命也不怨，至于那夜在黑暗之中，觉得有人扭我就扭对方，觉得有人打我就打对方。

    不知是谁扭了我、打了我，也不知我扭的是谁、打的是谁。

    至于受伤轻重以及谁的伤是谁打的，不但这两个人不能知道，就是使死者复生，也必不能知道。

    既然一条命不能用两条来抵偿，那么任凭官随意判定其中一人有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一定要审讯出是某人所为，那么就是颈顼手足上都给带上刑具，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假供词。

    官府竟无可奈何，这么挺了一个多月，恰巧戴符病死，便借此了结了此案。

    姚安公说：“把这件事归罪于最先挑衅的人，也可结案。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及供词，挑衅者实在不知是谁。如果用刑逼供，还不如随意判决。至今反复考虑，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审理的方法。刑官难道是容易当的吗？”《阅微草堂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