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罗河车站里一个不正常的乘客

    十一月，不逢年，也不逢节，罗河站不似春运期间那般水泄不通，却也不冷清。

    天上没有太阳，但也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天色处于半敞亮半阴暗之间。

    我站在诺大的罗河站广场中央，一时间不知该往哪儿走。

    作为深安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罗河站东是长途汽车客运站，正南毗邻罗河口岸，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由香港经罗河口岸进入深安，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像一团黑烟从海关关口涌出来，继而在广场上徐徐散开。北向是羊深高铁站和通往全国各地的长途火车站，地下更有二十四小时的士，和可直达新安机场的地铁一号线。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身高体态、不同神情样貌的人骆驿不绝。有人进站，有人出站，也有人只是在闲逛。广场上空嘤嘤嗡嗡，除却周遭的车水马龙声、有接站问候的、有送行道别的、有高谈阔论言政事的，有说三道四侃八卦的，也有轻言细语说情话的，让人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最磨耳朵的当数那拉杆箱的轮子摩擦地面的轱辘声。不计其数的拉杆箱横行直走，高档的名牌箱、低廉的杂牌箱、皮革的、帆布的、塑料的，还有混合材质的，花花绿绿，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而我手上拖着的这个尤其特别。

    六年，我在深安这座混凝土堆积而成的冰冷国际大都市里一无所获，来的时候一口银灰的塑料拉杆箱，离开的时候还是这口拉杆箱，唯一不同的是原本四个崭新的橡胶轮子如今只剩下毛渣渣的三个了，掉了的那个被扔进了新安机场三号门左侧的垃圾箱里了。

    非客运高峰期，车站对进站厅时间没要求，只要是当天的有效票，什么时间都让进。可我进站验票时，那个四方脸，下巴上留了一小撮山羊须的验票员还是向我展开了一张狐疑的脸，手举着我的票，以警察审罪犯的口吻问我：“刘清秋，是吧？”

    “是！”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叫刘清秋，出生在二十六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都叫我十五。我们老刘家世代烧陶，父辈们起的名字也都跟陶瓷有关：族谱里我的祖爷爷叫刘大窑；爷爷叫刘大盘；而我父亲叫刘大碗；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叫刘二碗；姑姑叫刘小碗，我是家族里唯一的例外。据说父母老来得女，把我看得跟宝贝似的，父亲为了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把压箱底的一套上品青花瓷送给了为我起名的小学老师。我闲来无事想了想，若真要循了老刘家的传统，我的名字可能会叫刘小杯，或者刘小勺，其实也不错。

    “你这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的票，现在还不到九点，来这么早干嘛？”

    “没事儿做。”我条件反射地拉扯了一下嘴角。从小到大，我对此类不想回应却不得不回应的场面训练有素，近几年来已愈登佳境，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我是真的在笑，抑或只是皮笑rou不笑地扬一下嘴角。不过，我说的事实，我确实没事儿做，虽然已经过了六年之久，不论是对深安这座城市，还是对这城里的人，我都依然跟来时一样陌生。

    小山羊须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正常人怎么会在车站的硬板凳上傻坐七八个钟头呢？他的一双小眼眯成了两道几不可见的细逢，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又盯着传送带上我那个只有三个轮子的廉价拉杆箱看了一会儿，心里大概在想我该不会是欠人钱财，被人追债追得没处藏身，才买了张车票躲到站里头来了吧？毕竟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他踮起脚尖向不远处的队尾望了几眼，确定后面没人追来，这才勉强给我放了行。我这些年其他的本事没学会，脸皮倒是练得越来越厚了，无论安检人员以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我都泰然自若，没半点不自在。

    也许时间尚早，二楼候车大厅里只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到一百来人，有温馨排排坐的一家大小，有成群结队一起返乡的伙伴；有卿卿我我的小情侣，也有像我这样形单影只，百无聊赖的，我选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

    小山羊须想的不算全错，正常人确实不会在车站里傻坐一天，可我在许多人眼里都算不上正常人：在我的家乡陶镇，我是一个算命先生口中“头戴铁帽子，脚套铁镣子”而来的刽子手，百年不遇的煞星，那个瞎了眼的算命先生断言我不出六岁，父母双亡。而不幸的是，我的父母真的都在我六岁前走了。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冤枉，我是个“老来女”，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就算没有我，以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都是差不多要走的人，但街坊邻居不这么认为，他们深信瞎子的鬼话，个个都把我当成扫把星，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也都赖在我头上。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日子还得过不是？——笑着过。笑得过火了，他们又说我疯疯癫癫的，弄得我困惑不已，不知到底是该笑好还是不笑好。

    幸好，我有三个哥哥，他们仨是在我父母生下我之前收养的。大哥叫大龙，个性木纳，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着急的时候还结巴；二哥叫二虎，性子急躁，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三哥据说是在陶镇的九洞桥底下出生的，取名叫三桥，三哥聪明，学习好，对谁都谦和有礼，以前东大街上的街坊，没一个不喜欢他的。父母过世后，三个哥哥把我捧在手心里养大，可他们对我也跟一般哥哥们不大一样，他们总是让着我，顺着我，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他们从没说一个“不”字。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小区楼下的石凳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小区保安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一任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有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保安见了我就缩，那神情生怕我把他给生吞活剥了；就在二个半月前，我还一个人坐在美国旧金山39号码头上，不吃不喝，听一堆海狮拉长脖子自我陶醉地唱了整整十个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我的耳边还萦绕着海狮咿咿哦哦地怪叫声。

    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想，我可能真的不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