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文静枉死皆因才,二王之争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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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敌易挡,内贼难防。 张达熟悉唐军在太原的布防,于是,他引导宋金刚的军队避实击虚,长驱直入,先行攻陷榆次,然后立即进逼并州城下。 屯坚城之下,是直接攻城,还是南下掠地? 这是一道选择题。 刘武周决定对太原城围而不打,然后,率精兵沿汾河谷地长驱直入,直达黄河。 从而让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就可以不攻而下。 刘武周依仗的是自己骑兵强悍的机动性能,他差一点就达到了目的。 但他的内史令,也是他的另一个妹夫苑君璋表示反对,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唐主(李渊)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 然后,苑君璋进一步分析了直袭黄河,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苑君璋显然比刘武周更具战略意识,他这种首鼠二端,在二大势力夹缝中生存的构想,在当时当势之际,确实是上策。 但刘武周的野心并不只如此,他不甘心只是做个区域山大王,他想争一争天下,做一个真正的万人之上英雄。 一王立,一王死。 他的成功,就必须踩着另一个英雄的身体才能前行。 况且,刘武周做过周密的谋划,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再加上突厥的支持,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客观地讲,刘武周差一点实现,或者说已经实现,如果不是出现另一个真正的天选之子。 如果不是李世民,成为横亘在他前面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刘武周在历史之上,或者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南下的军队势如破竹。 李唐王朝的行军总管姜宝谊和李仲文相继被打败。 李渊感到了刘武周的来势汹汹,在他知晓齐王李元吉的所作所为之后,对于太原的局势,他并不太放心。 于是,他想再加一重保险,就另外委派一个重臣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 裴寂请命。 于裴寂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刚在一场宫廷政治中,清除掉了一个主要的政治对手,也是太原起义的元老功臣,那是一个足以和他分庭抗礼的能臣,他就是刘文静。 和裴寂是李渊的死党不同,刘文静一直是李世民的嫡系。 他的直接死因是和裴寂争权,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李渊针对李世民的一次政治斗争。 刘文静是冤死的。 这件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在李唐王朝正式创建之后,裴寂的官位和赏赐超过所有人,李渊甚至当着各位大臣,诚心诚意地说:“使我至此,公(裴寂)之力也。” 并且,在李渊正式登基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延续了和权臣共治分理的政治理念。 他经常让裴寂等重臣权臣随意混坐,和自己一起吃饭,然后经常和他们同坐一张御榻之上,谈古论今。 作为以礼治天下的王朝而言,这显然不合规矩,刘文静也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 他立即进言表示反对,他冠冕堂皇地说道“宸位极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对于李渊这种执政风格,裴寂等人安之若素,并不觉得有何妨碍,现在刘文静这么一说,似乎真成了问题。 但李渊并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李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以致于他可以容忍亲近重臣,和他过于亲密而无尊严的行为。 那就是他需要以身做则,向隋朝旧日同僚们,传递一种信息,一种复古的共治共享共胡天下的治理模式,有可能再一次回归。 更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似乎很早就已经露出苗头。 李渊亲自见识经历过杨坚篡周立隋,和杨广杀父屠兄以自立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他不想重蹈覆辙,他要乘早熄灭这股火苗。 于是,他想重重地敲打李世民,尊裴抑刘,实际上就是更确认和加强自己的皇权的绝对性,也是对于合乎道统的太子党的有利支持。 刘文静看似正确的意见,被置之不问。 在李渊想进一步有所行动的时候,刘文静自己撞到了枪口之上。 在对于刘文静的论功行赏方面,李渊表现出了和裴寂明显不同的双标态度。 于是,刘文静想不通。 他认为这是裴寂在李渊面前讲了自己的坏话,唆使李渊故意压制自己,所以自己才没有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 刘文静自恃功高,他想不通,就直接开干。 他当然不可能和李渊斗,但于裴寂,他就表现得非常不客气。 于是,在朝堂之上,他有意和裴寂作对,裴寂认为是对的,他一定认为是错的,二人这样争来斗去,结怨日深,以至双方终于忘记是因为什么而走向分裂,最终只讲态度,再不讲事实。 裴刘二人,已再不可开解。 刘文静终于被裴寂抓到了一个把柄。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把柄很有可能是裴寂指使人,主动去抓捏在手里的,也等于是裴寂给刘文静挖了一个坑。 说来也是不值。 刘文静一世英雄,竟然也是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 红颜祸水,古已有之。 刘文静有一个爱妾,曾经恩宠无比,二人你侬我侬时,自然事事顺遂,但人总有移情别恋时分,当情到浓时情转薄之处,刘文静就成了一个负心人。
当他这个爱妾失宠之后,因爱生恨,心有嫉妒之时,就找她哥哥倾诉。 她报了一个大料,说是刘文静曾经在酒后说过一句话,“必当斩裴寂耳!” 这句话大有深意,可能是一时酒醉,负气所说的话,但却不可深究,想斩首当朝首辅大臣,是要准备要造反吗? 刘文静爱妾的哥哥将刘文静告上朝廷。 这是大事,不可能不追究。 刘文静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他坦然地说道:“起义之初,忝为司马(刘文静),计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罪名。 从李渊对待追随他的官僚的实例来看,如果只是单纯的怨望之言,他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和接受。 但是,这件事情,已隐约涉及到李世民和李建成储位之争的力量对比,甚至有可能象杨广夺嫡时危及自身安全。 因而,李渊下了结论,他对朝臣们说:“文静此言,反明白矣。” 但李世民和文静展示出不俗的力量。 在李渊要明确治罪的情况下,朝廷之中,负责推究刘文静此案的萧瑀和李纲依然坚持,刘文静并没有谋反。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态度。 他的态度极为坚决,甚至于反应过度,他全力全心全身力保文静,甚至大有不惜和父亲李渊决裂的架势。 李渊感到了压力,一瞬间甚至有服软的想法。 他向裴寂咨询,裴寂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担心,刘文静现在可能已经处在一个不得不死的状态。 裴寂向李渊冷静分析道:“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 然后,裴寂替李渊讲出了皇帝内心真正的担心,“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这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白而透彻,刘文静必须要死。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的罪行,更不是因为他要谋反,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刻,他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敌对的人物,以时势发展而论,就个人一定会应在李世民身上。 李渊完全同意这种判断。 于是,刘文静被处斩。 刘文静含冤而死,临死之时,他心灰意冷地说:“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这场政治斗争的背后,实质上是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储位之争的正式开端。 但裴寂本人却背上了陷害刘文静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