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夫三十五

    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三月三日(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发。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1422年九月二日(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国。

    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一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还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南极洲，等地。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

    1433年(宣德八年癸丑)62岁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宣宗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和平外交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剿灭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国家安全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折叠发展传播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折叠开拓航路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折叠造船技术

    郑和宝船的主要造船地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