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高粱
一转眼，又是星期日了。早饭后，我走出厂门。厂门口有许多农村来的小贩在叫卖，大多是一些蔬菜和鸡蛋等的农副产品。我也想买几个鸡蛋，食堂的饭菜不好还贵，买几个鸡蛋也可以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我来到一个卖鸡蛋的小贩身边，他的面前有两只水桶，里面装满了鸡蛋。“鸡蛋怎么卖？” “七分。” “什么？人家都卖六分，怎么偏偏你卖七分呢？”我有些气愤。 “那你就去买六分的，我这里就是七分一个。”态度居然如此蛮横，人常说生意人‘和气生财’，这口气哪里像是个做生意的。 我也横了起来：“六分一个，卖不卖！” 他非常坚决的回答我：“不卖！” 我告诉他，我就是这墙后边这个厂子的，我有能力叫他的生意做不成。可是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不管你那套，你爱咋的咋的！” 他终于激怒了我：“好吧！我让你今天的买卖做不成！” 我站在他身边，点燃一支烟，看着他。不时有人来寻问，都被我挡在外边。我大声吆喝：“这鸡蛋不卖，是人家留着自己吃的。”来询问的人看看我，无奈的走了。 如此这般，不止一次。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小伙子，挑着一对水桶，看来是个大买主。来到近前也不问价，就往他的桶里装鸡蛋。我在一旁有些气愤，走过去用手推了那小伙儿一把：“你问价了吗？” 那小伙看看我，满脸疑惑的指着那卖鸡蛋的问我：“这鸡蛋不是他的吗？” 我大声说：“是他的，但是我不许你买！”我蛮横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大哥，我老婆生孩子要吃鸡蛋，你就让他卖给我吧。”小伙在哀求。 “不行！”我坚决的说。“你别装了，一会儿我给你这桶里扔个砖头子。把里面的鸡蛋都拿回去！”我捡起一块砖头，大声的命令他。 那小伙吓得赶紧把装进水桶里的鸡蛋向回拿。那个卖鸡蛋的终于挺不住了：“大哥，大哥，你买多少？” 我笑了，这家伙怎么看也比我岁数大，居然管我叫大哥。我告诉他，我只要十个就够。他低声下气的说：“你拿吧，我不要你钱了。” 见他这样，我心里想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可嘴上却说的是“你不是牛逼吗？咱在这耗啊！，看谁耗的过谁。”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拿吧，你随便拿还不行吗？” 我得意的笑了：“我不会白要你的。” 我数了十个鸡蛋装在我随身带来的书包里，问他：“多少钱？” “不，不。我不要你钱了。”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我给你钱。说吧，多钱？”我洋洋得意的说。 “那、要不你就给五毛钱吧，行吗？”他抬起头看这我。这付眼光，刚才是那样的不可一世。现在却又变得这么可怜兮兮。 畜生！刚才六分一个你不卖，现在自己把价钱降到了五分。人啊，就是贱。欺软怕硬，你一横，他就软了。 我给了他钱，拿着鸡蛋走回宿舍。放好鸡蛋，我赶紧向师傅家走去。 师傅的家，现在就是我最温暖的窝。师傅和师娘就是我的亲人。我到了师傅家，刚刚抽了一支烟，师傅就骑着自行车去河边抓蛤蟆去了。 我麻利的支好缝纫机，拿出我那改了许多遍的半成品裤子，开始正式‘组装’。第一次‘上口袋’，虽说不是一帆风顺，但也没遇大的挫折。还有一个‘屁袋’，在我的细心加耐心下，都一一胜利完成。午饭以后不久，我的工作就只剩下钉扣子、锁扣眼了。 扣眼是田婶帮我锁的。看着田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的缝，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扣子是我自己钉的。这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在我低着头、认认真真的钉扣子的时候，全然不知屋里发生了什么。好几个邻居家的大婶们都跑到这里来看我做活。不知是田婶透了风还是我那俩小师妹做的宣传。 最后一个扣子订好了。我迫不及待的穿上试试。哈！比mama做的还要好！心里高兴，脸上没敢带出来。我把裤子穿好，走到田婶的面前让田婶看。田婶也很满意。师傅高兴的要田婶多做几个好菜，让我晚饭时多喝点，庆祝一下。 我看看时间还早，就跟师傅师娘打了招呼，穿着我的新裤子、骑上师傅的自行车一口气跑到街里。我来到市里唯一的新华书店，这里外语的书籍有不少，也有一些是属于教材类型的书。买这种书的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我一个。 我选了一本英语自学教材，又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本想买一本英语字典，但是没有。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我满意的回到师傅家。 在师傅家吃过晚饭后，我得意的回到厂里，身上穿着我刚改好的裤子。我拿着新买的书，直接跑到李学良和‘高粱’住的屋子。李学良不在，高粱仍在翻译他的‘黑剑’，那个修理半导体的还在继续修他的半导体。 我拿出新买的书给高粱看，高粱很满意，并当场打开那本自学教材，按照教材开始给我上课。 他先教我学习音标。他的观点是，音标是基础，只有学好音标才能学好英语。他教我练了一会儿音标后告诉我，以后还有一个任务是背单词，要天天背、随时随地的背。单词量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英语水平。 李学良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全神贯注的学习，忘记了时间。明天还要上班，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宿舍。 从那时起，我几乎天天到高粱那里去，向他请教，向他学习。高粱也总是客客气气的，十分热情，从没有表示出不耐烦。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是那种单纯的、学习上的朋友。我们从没有在一起吃过饭，相互之间也没有送过礼物。但我们就是朋友，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 人一熟了，就什么话都说了。一天，我问高粱：“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你这高粱是哪个‘粱’字？” 高粱说：“就是高粱的‘粱’啊！怎么啦？” “你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呢？你姓高吗？你有兄弟吗？他们叫什么呢？” “有啊！”高粱回答我：“我哥的名字叫‘谷子’，我还有个弟弟，叫‘大豆’。” 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做父母的怎么会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名字都是庄稼呢？那他到底姓什么呢？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高粱先是说姓高，再追问下去就笑而不答了，使人感觉有些高深莫测、讳莫如深。 高粱的桌上，总是堆着他写的翻译稿。有一天，他把那些稿纸整理起来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他告诉我，他要寄给他在北京的姑姑，由他的姑姑给他做校对。我偷眼看了一下那个大信封，收信人写的是‘胡XX’。这是他的亲姑姑吗？高粱到底是姓高还是姓胡？ 一次在与李学良聊天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学良说：“我们北京知青里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假的，有的人连名字都是假的。高粱也是高干子弟，我是个小老百姓，跟他们不认识，说不上他是什么来历。”他还告诉我，他屋里那个修半导体的叫‘于上’，还有那个爱打篮球的叫‘夏利’，他们都是高干子弟。 李学良的话给了我启发。是啊，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有许多国家领导人，许多高干，特殊时期的时候他们也跟着造反了，还成立了“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简称“联动”嘛，当时传说他们都是高干啊！我怎么忘了呢。他们这些人现在也下乡了，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身边的人呢？为什么不会是高粱、夏利、于上呢？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向高粱问起过他的身世。上课时只说上课的事。高粱也很少问我的事情，似乎他对别人的事情都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