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因为不在村里干活，工作也显得比较轻松、随便，业余时间多了一些。我们几个知青就到房子边的小河去钓鱼。在我们村边有一条小河流过，这条小河流经村里所有的接羔站，一直流到我们的小山村。河水清澈见底。在接羔站工作的人喝的就是这条河里的水。河水里有鱼，都是小鱼。村民们说，在河水的转弯处，水流比较缓，水也比较深，那里会有大鱼，十几斤重的鱼都有。但我们没钓到过，也没有见过。村民们对我们说，他们对付那些大鱼的方法是用炸药炸：把炸药放到一个坛子里，装上**和导线，封好。选择好投放的地点，引燃导线，向那深水的地方投入进去，炸药爆炸以后，几分钟后就会有鱼飘上来。鱼并不会被炸死，只是被炸懵了，晕了。这时就可以用鱼网将鱼捞上来。特殊时期以后，炸药搞不到了，炸鱼也几乎不可能了。我们钓鱼的装备十分简陋：随便找一根小树枝，就是鱼竿；做被子用的白线就是鱼线；细铁丝弯个勾就是吊钩；在地下挖几条蚯蚓就是鱼饵了。没有鱼漂，也用不着鱼漂，因为河水十分清澈，鱼咬钩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完全没有必要用鱼漂。每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不约而同的来到小河边钓鱼。鱼儿都很小，一般只有十几公分长，很少有超过二十公分的。蒙古人不善吃鱼，我们钓的那种小鱼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还经常嘲笑我们“那么小的鱼有啥吃头，除了鱼头就没啥东西了！”他们吃鱼跟吃rou一样，是用水煮。村民们告诉我们，要先把鱼rou用盐腌上，晾干了，然后煮着吃。没晾干的鱼用水一煮就散了。我们钓了许多小鱼，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因为鱼的个头小，我们多是晒干了用油炸了吃，很少熬着吃。那里的鱼很好钓。看到鱼过来，就把鱼钩送到它的面前。等它把鱼饵吞下去后，把鱼线放松，让鱼儿把钩全部吞到肚子里。这才把它钓上来。其实，这样的钓鱼方法有没有鱼竿都无所谓。后来钓的鱼多了，就用盐腌上，然后晾成鱼干，准备以后吃。那时我们大家还开玩笑的说，等我们的鱼存多了，就模仿座山雕的‘百鸡宴’，来一个‘百鱼宴’，要大办酒席，并且宴请村里所有的知青。正当我们憧憬着‘百鱼宴’的美妙前景时，有一天，大家都出去干活了，七星也不在，接羔站里只有两个留守的知青留在屋里做饭。他们俩人不知什么原故话语不和起了争执，争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碰翻了盛鱼的容器，鱼都撒到了地上。大家回来见到这个局面，也不好说什么，只有劝他们和好。至于那些鱼，撒到地上，又被他们踩踏过，实在是不能吃了。我们钓鱼的兴趣从此便失去了。‘百鱼宴’的幻想也就此破灭了。接羔站在春天接羔的时候会洒落一些当时喂羊的玉米粒，现在有许多都长出来了苗，有的还长出了小小的玉米杆。但是由于太小，现在还不能吃。这些小苗到了秋后就会结出大大的玉米棒子。

    在六站附近，小溪有一个小小的落差，虽然水流不大，但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能不能利用这个小小的落差，在这里修一个小型的拦河坝，在此安装一个小型的发电机，也可以发一些电，无论这些电够不够全村使用，至少可以让我们这个小山村里有了电，有了听收音机以及使用电器的可能。毕竟这里的人们从不知电器是什么东西。为此，我在闲暇时就进行计算。计算溪水的落差，计算溪水的流量，算来算去，得到的数据都很不理想。溪水的落差太小，水的流量也太小。不用说供应全村用电，恐怕供应六站都未必能够满足。一次见到阿晓，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之后，他就搭车来到六站，实地考察来了。考察的结果，又综合我计算的结果，最后的结论是：动静太大，效果不佳。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戏。由于距离村子很近，我们经常回村。一天，我来到村里。在集体户，我见到了阿晓。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告诉我他家里有事，他需要回家一趟，这几天就走。我听到这些感到很吃惊，刚来才几个月就回家？他要我把家里的地址写给他，还可以写一封信交给他带去。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事，他不说。我告诉阿晓，我只需要他能够到我家去看看，我会写一封信交他带去交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我闪了腰的事情。我那时与阿晓并不十分熟悉，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只有这几个月的交往。我还叮嘱阿晓，到我家后看看我父亲的身体如何，不要听他自己说，要自己观察，回来把这些告诉我。我一边跟阿晓谈着一边找出纸笔，飞快的写了一封信，交给了阿晓。回到接羔站，我又把阿晓回家的消息告诉了其他人。纪文和宝泉听到以后，连夜赶回了村。陈爱康却无动于衷，没做任何表示。阿晓走了。一切都没有变化，纪文和宝泉也都回来了。我们继续修我们的接羔站。回到接羔站，继续我们的修接羔站的工作，也继续着我们的钓鱼的游戏。一切都在愉快的、有序地进行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转眼，阿晓已经走了有半个来月了。忽然有一天，七星又带给我们一个消息：邮递员来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我们所有的知青急急忙忙的往村里赶。我也急急忙忙的赶回村里。邮递员带来了许多信件，还有政府为我们知青订的《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大家围着邮递员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自己的家信。大家的精力都在信上，没有人注意那些报纸。看完信以后再看那些报纸——都是过期的，至少是半个多月以前的。也就是说，邮递员在路上已有半个月了。大家调侃的说，这哪里是新闻，简直就是历史。大家看信的表情虽说不同，但基本相似。唯有刚刚从包上回来的于树露出了愁容，并且几近愤怒。大家奇怪的问他原因，他怒不可遏的说：“这个阿晓，怎么搞的？怎么把小宋的事情按到我身上了？”原来，由于阿晓对我们不熟悉，回家后把小宋被蛇咬的事情说成了于树被蛇咬了，引起了于树家长的担心。小宋的家长反而不知道此事。“怎么办？怎么办？非让我现在回家。”于树一脸愁容。他不想现在回家，希望等到年底与大家一道回家。大家劝他，包括小宋也劝他。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树起草一封‘辟谣信’，包括小宋在内的所有于树家长熟悉的同学都在信上签名。当然在信上于树也不忘嘱咐他的家长千万不可将小宋被蛇咬的事情告诉小宋的家长。邮递员到我们村是他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他要在我们村休息一天。大家抓紧时间给家里写信，以便让邮递员带回邮局。看来，今晚我是不能回接羔站了。抓紧时间写信。于树也写好了信，拿来让我签字。我们两家住得比较近，虽然我俩不在一个班，但他与闫长福是近邻，我去闫长福家时去过他家，他的家长应该对我有些印象。所以，我义不容辞的签了字。我们大家都在信上签了字，还都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在食堂吃过饭，我一个人在外边溜达，遇到了一个村里的一个牛倌。他叫根德，大约有30多岁，个子很高。见了面，就一定要聊几句。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虽然他的汉话不是太好，但我们还是聊得热火朝天。聊到忘情时，手舞足蹈。在我偶然做出的一个挥舞拳头的动作时，根德误会了。他瞪起眼睛对我说：“你想跟我动手打架吗？告诉你，动手你可不行，你打不过我的。”我想了想，真要是跟他打架，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我不能向他屈服。说时迟，那时快，根德的手已经向我身上抓来。坏了，一旦被他抓住，我可就惨了。还是得先下手为强。想到这，我果断的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他那只向我抓来的右手的四个手指，用力向下一压。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我的手下发出了“咔”的一声，我担心把他的手指折断，赶紧把手松了下来。随之就听到根德一声惨叫：“啊！掰折了！掰折了！”我放开他的手，厉声问道：“动手谁不行？你服不服？”他用另一只手托起那只手，用力的揉，嘴里不住的叨叨着：“服了，我服了。动手我不行。我打不过你，我服了。”然后又低声说：“我知道你们知识青年都会武术。”然后一边揉着右手的手腕一边低声说：“我服了还不行吗？”我得意地笑了。但是我们的聊天也只好就此停止了。根德捧着他的手走了，我目不转睛的目送他走出很远。我心里明白，真要是动起手来，我是不会占到便宜的，我只不过是利用偷袭的手段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我知道，我做的这种事情如果是在天津，即使对方是一个三、五岁的小孩子，他在脱离我的控制范围以后一定会想办法报复，即使是在地上抓一把土甩到我脸上然后飞快的逃走。我真奇怪，像根德这样年纪的人，居然不及一个三、五岁的孩子，我想起金柱、还有石桩子，心里对蒙族人又多了一层了解。第二天，我们把信交到邮递员的手里，然后就各自返回自己的岗位了。于树和小宋也都回包了。我们继续着我们的工作，一个接羔站接着一个接羔站的修。这一天，我们来到了十站。天气热了，雨季来临了。我们的活下雨的时候是干不了的，一下雨就要停工。接羔站还没有修完，打草季节季节紧接着就到了。打羊草在这里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春天接羔的时候，全靠羊草来维持羊羔的成活率。而羊的数量将决定全队一年的收成，是牧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这里从上到下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每年都要组织强大的人力物力来完成这项工作。所有非重要岗位的人员都要下来支援打草。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工作重心由修接羔站转移到了打草。我们来到十站的时候，那里已经住了男男女女十多个人。这里住的几个女性，都是本地人，她们的工作是为干活的人做饭。十站是众多接羔站中最大的一个，因为这里是每年打草最重要的一个点。队里唯一的拖拉机也在这里参加打草。所以在这里工作的人比其他接羔站的人都要多。十站有三间房，中间是堂屋，两边可以住人。西边那间屋子里的炕非常大，住了十来个人，都是男的。东边那间屋子是普通的炕，有两个女的还有几个男的在一起住。

    我惊奇的发现，这里的人对于男女同居一室习以为常，非常随便。甚至同宿一炕也司空见惯。假如我提出睡在东边屋子里，也没有谁会反对，甚至根本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不过我当然是选择住在西屋，虽然这屋子里几乎已经人满为患。我生生的在大家的行李中间挤出一个空，放上了我的行李。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窝”。打草跟搂柴火差不多。只是先要用打草机将草打下来，后面跟着用搂草机搂。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叉子码，只不过码的是草，不是柴火。因为草几乎是新鲜的，重量比柴火要重许多，所以这活比码柴火要累。况且，打羊草关系着明年春天羊群的繁衍和羊羔的成活率，而羊群数量的多少将决定全队一年的收成。所以队里领导十分重视，对于工作进度也抓得很紧。经常到各个打草点巡查，询问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这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