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每天到空闲的时候，见到自己的衣服脏了，就需要清洗了。在家里的话这都是mama的活，现在都要自己干了。而洗衣服需要的大盆，我们谁都没有，每一次都要找老百姓家去借。我们经常去的是叫一个马连根的车老板家。村里大部分妇女的汉话都不太好，而这马连根的老婆的汉话却非常好，这也算我们去他家的原因之一吧。另一个原因是他家距我们集体户近，只在我们集体户的前一排房子。

    有一天来到他家，马连根出车还没回来，家里只有他老婆和几个孩子。进得屋来，见马连根的老婆正坐在炕上为她的几个孩子捉虱子。她命一个孩子脱光衣服，交给她。她把衣服的边缘放在嘴里用牙咬，可以听到“啪啪”的响声。一个孩子的衣服“咬”完了，又换另一个孩子。当她的几个孩子的衣服都“咬”完，她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自己的面前脱光上衣，赤裸着身体。本来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的，见此情景，只好拿了大盆告辞。这位可爱的马大嫂，就这么赤裸着身体为我们拿出她的盆，送我们出门，然后回去继续咬她的衣服。丝毫没有感到害臊，也没有感觉到她应该避讳些什么。这里的人们身上都有虱子，我们有的知青身上也生了虱子。在这里，生虱子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当地的老乡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大哥是我们当中最先选择去包上工作的，同他一起到包上去的还有李羽昆、于树、小宋。有一天，大哥忽然从包上回来了，骑着马，身后还跟着一条狗。他来到知青点，向我们炫耀他的骑马技术。对于我们这些没骑过马的人来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面对我们的赞扬，他也是得意洋洋。

    老乡们也夸奖他，这一下，他更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牵着马，手里还拿着一把套马杆。得意的问老乡：“蒙古话‘草原英雄’怎么说？”

    一位蒙古老乡告诉他：“草原英雄啊……是‘脑浩巴塔儿’。”

    “好，那我以后就叫‘脑浩巴塔儿’了。”大哥兴奋的喊道。

    有人大声喊：“脑浩巴塔儿。”

    他自豪的大声应道：“唉！”

    “脑浩巴塔儿。”

    “唉！”

    回应他的是一阵阵哄笑。他正在兴奋之中，丝毫没有察觉这其中的奥妙。我们这些旁观者却隐隐的感觉这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

    到了我们的集体户里，他从腰里拿出了一个小烟袋，抽起了旱烟。

    “你怎么抽起这个了？”有人问他。

    “包上没人抽烟卷，都抽旱烟。”大哥一本正经的说。随后，他又拿出了一个蒙古人用的绣着花的烟荷包，在我们面前炫耀的说：“来，你们找点纸，也卷一根尝尝。”

    我们找了几张写信的纸，问他：“这纸行么？”

    “行！嘛纸都行。”

    “怎么卷啊？”

    “来，我教你们。”

    然后，他先教我们把纸裁好，裁成合适的的大小。他自己先拿了一张，然后从烟荷包中倒出了碎烟叶，用手抓了一些，放到纸上，卷起，再用舌头把纸边舔湿，就像是胶水，把纸的两个边粘上。烟就卷好了。我尝试着卷了一根，点上一抽，哇！怎么这么冲啊！呛得我一个劲的咳嗽。“别着急，慢慢抽，小点口。适应了就好了。我刚抽这烟时也这样。”大哥在一旁安慰我。在止住了咳嗽以后，我又慢慢地尝试着，果然好多了。大哥还说：“你们抽烟卷吧，就爱咳嗽。以后抽烟叶就不那么咳嗽了。”从那以后，我也到供销社里买了烟叶，改抽旱烟了。不过我是用纸卷着抽，不像他，拿着个小烟袋，不伦不类的。尚大哥来了，我们又跟他学了几支新歌。这次我们学的好像不是苏联歌曲，是哪国的？他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中国歌。

    “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稻禾花香。

    我曾在那美丽的南洋，

    遇到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

    我曾和她并肩坐在椰子树下，

    我曾和她谈起我的祖国。

    她睁着那大又黑的眼睛，

    她痴痴的，她呆呆地他望着我。

    我们的爱情如同海洋深，

    她为我献出了她的青春。

    这大海水淹不没她的身和影，

    这大海水洗不清她的仇和很。

    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

    在这里我闻过稻禾花香……”我们担心歌词里面的‘姑娘’会引起女生的反感，就把‘姑娘’改成了‘大娘’。以后我们就可以公开的、当着女生的面唱起这支歌来。渐渐地我们搞清楚了。蒙语“脑浩”的意思是狗，而“巴塔儿”的确是“英雄”。连起来“脑浩巴塔儿”的意思就是“狗英雄”。怪不得蒙古人见到我们的大哥后就大叫一声“脑浩巴塔儿”，大哥答应了以后便引来他们一阵嬉笑声，原来原因在这里。后来，大哥不知怎么也知道狗英雄的事了。以后再有人提起此事，他总是不好意思的说，别闹笑，别闹笑。大家顾及他的面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

    抹房子的活干了不多几天，队里又安排我到农业队去干几天。据说今年是队里第一次种了谷子，夏天到了，需要锄地，这里的当地人称为“铲地”。一位姓包的老头带领我们干活。据说他原来是个皮匠，所以村里的人都称他为‘包皮匠’。谷子一垄一垄的排列的很整齐，据包皮匠说，每一垄有二里多长。包皮匠给我们分配任务，每次要铲一垄才可以休息。他还嘱咐我们不要把苗铲掉，并教给我们如何分辨草与苗的方法。

    工作开始了，那长长的垄啊，几乎一眼望不到头，什么时候才能铲完一垄啊！干着干着，旁边的纪文说：“喂！你把苗铲了！”我转过头去看他，他是对着我说的。怎么？这是苗吗？很快。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都说这是苗。我看了看包皮匠，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这时，大家拦住了我：“你说这是草？”

    “对！就是草。”我坚决的说。

    “那咱们就打赌吧，你要是输了就去买盒烟。行不行？”“行！”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那就问包大爷吧。遗憾的是，经过询问，证实是我错了。包皮匠确认那是苗。认赌服输。我走回村子，到供销社里买了一盒‘迎春牌’香烟，拿回来分给大家抽，包皮匠当然也有份。

    渐渐地，我们的工作速度加快了，几乎可以跟上包皮匠的进度了。只是我的腰，整天弯着实在是受不了。我请示了书记，讲了我的困难。书记很体谅我，转而让我去跟车。车老板叫小王柱，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长得身体很壮，汉话也很好，喜欢说笑。他们当车老板的人经常出门在外，走南闯北，接触的人多，所以汉话都很好。跟着马车，无论马车拉什么，我都要管装卸——其实我的工作就是装卸工。这马车什么都拉：哪家要抹房子，就给那家拉土；供销社要进货，就去公社供销社拉货；队里仓库没粮食了，就要去公社粮食局拉粮食。最惨的一次就是去公社粮食局拉粮食。那次拉的是小米，一包有200斤重。一车装了二、三十包，都要我一个人装、卸。车老板只管赶车，其他什么也不管，顶多是在我背麻袋时帮我周一把。

    那天从公社回来，天已经黑了。我也饿了，可是还要卸车。赶车的不管，他的任务仅仅是赶车。那时候，经常在村里转，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慢慢的混熟了。一个叫小白喇的就常来我们集体户。他的名字跟我们的白场长一样，都叫白喇。我问他，他说，白场长姓包，而他姓刘。我们为了区别他俩，因为他的岁数小，就称呼他小白喇。小白喇汉话好，嘴也能说。他告诉我，白喇是汉语“喜”的意思。准确的发音应该是“ba‘ra”，可是汉字里没有ra这个字，就念成白喇了。也有的念成了“白而”，也有人叫‘白儿喇’，‘白日喇’，还有叫‘白乙喇’的。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喜”的意思。

    从他这里我终于解开了许久以来埋在我心中的疑问：我们村子为什么叫做‘沙仁台’？小白喇告诉我，我们村子是蒙语“sha‘ra‘long”台的汉语发音，因为汉字的局限性，不能准确的用汉字写出来，所以就写作了沙仁台。他还告诉我说，sharalong是一种花的名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在村子周围一直也没发现类似台子的东西，更没有发现什么‘杀人台’了。

    这个刘白喇比我小一些，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真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居然是斯琴格日乐的“情夫”之一。他的嘴十分乖巧。他常来我们集体户，无非是想沾一点儿便宜。先是要我的尼龙袜子，我把一双新的给了他。尼龙袜子刚刚面世，价钱很贵的。这件事我自始至终也没敢告诉mama。后来，又要我的墨镜，这一次我没有答应他。给了他，我自己就没有使的了。

    常到我们青年点去的还有一个叫“树根”的，也是十五、六岁。他是阿拉坦巴根的小弟弟。他的汉话也很好。他也经常来找我玩，但他不像小白喇一样，从没向我要过什么东西。

    我跟着小王柱，什么活都拉过。拉过柴禾——把码好的柴禾拉回村，其中绝大部分是给我们青年点的，我们青年点门前也就有了一座高高的柴禾垛。不经常去公社粮食局拉粮食。粮食包虽然很重，但拉一次粮食需要村里人吃好多天。

    剪羊毛的季节到了，村里的妇女们有许多人去剪羊毛了，我们也要把她们剪下的羊毛送到乌布林的供销社去卖掉。反正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马车上坐着。乌布林是距离我们村最近的屯子了，大约有四十多里远，那里有比我们村供销社大的多的供销社，可以买到我们村供销社里没有的东西。每次去乌布林，都要为村里的人捎些诸如烟叶、茶叶、糖、火柴等东西。在剪羊毛的季节，村里的运输工具是最忙碌的了。羊毛要送到乌布林的供销社。以马车为主力，因为村里马车最多；拖拉机是先锋，因为它的装载量最大，跑得也快。跟车拉羊毛可不像拉其他的东西只管装卸。羊毛拉到乌布林供销社以后还要给它分类、分级。

    剪下的羊毛是一片一片的，最大的一片有二十多斤重，那是新疆细毛羊种羊的毛。一般的改良羊的毛仅仅有四、五斤重。供销社里有一位我们称之为技术员的人，他负责给羊毛评定等级。我们抱起一张羊毛先要给他看，他看过以后，命令我们放到他指定的地方，并顺口说出这片羊毛的等级。一级羊毛是纯种的新疆细毛羊的羊毛。在我们村里只有种羊是新疆细毛羊，这种羊毛可以卖到两块多钱一斤。最便宜的叫生皮剪毛，生皮剪毛不是从活羊身上剪下来的，而是从羊皮上剪下来的，这种羊毛只有几毛钱一斤。羊毛不都是白的，也有黑色的和褐色的。无论一只羊是什么颜色，只要它是纯一色的，价钱就不是最低，怕就怕是杂色的，一只羊的身上有白有黑，或是有白有褐色，两种颜色掺杂着。那样的羊毛在这位技术员的口中叫杂毛，无论羊毛的细度质量多好，也就值九毛多钱一斤。

    供销社里各种等级的羊毛堆成了山，我们必须在这些羊毛山之间穿来跑去，技术员告诉我们放到哪堆上我们就必须放到哪堆上。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羊毛上的油污，整个人身上都是油汪汪的。要是赶上天气不好，技术员会请我们帮忙把大堆的羊毛装到口袋里，以避免被雨浇到。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他们装口袋，五毛钱一口袋，给现钱。挣了工分，还有现钱挣，何乐而不为。

    他们装羊毛的大口袋可是真叫大，一个人站在口袋里是不会露出头来的。羊毛要装实，就必须用脚踩，想要踩就要站到口袋里。我们大家合作，有的抱，有的装，有的踩。工作进度倒也不慢，每一次都可以收获一块多钱，甚至更多。

    那一阵儿，干得最多的就是卖羊毛了。我也尝到了甜头，总是希望天气不好，好挣点外快，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有一天，我是跟拖拉机去卖羊毛，就在我爬上装着高高的羊毛的拖拉机上时，我发现老聂头也坐在车上。这老聂头是个单身，住在单身宿舍，就是我们那个大食堂。估计老聂头已经有60来岁了。我诧异，他是不是去乌布林有什么事？虽然我在食堂工作过，跟他不可谓不熟，但在那种场合下，我什么也没问。到了乌布林供销社，老聂头不知从哪里提来一大袋羊毛，说是他个人的，他是来卖羊毛的。我奇怪，他一个老光棍，哪里来的羊，又是哪里来的羊毛呢？

    那一天，天气也不好，我们又要给供销社装口袋了。老聂头也跟我们一起干。看那小老头，原来还很能干呢。不但非常卖力的抱羊毛，居然还带头站到口袋里踩羊毛。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油，羊毛上的油。后来发现，这油是很好洗的，即使不用肥皂也可以洗掉这些衣服上的油污。

    那天从乌布林回来，老聂头说要请我吃饭。你请我吃饭，你有什么？我看着，等着。老聂头先拿来了一些土豆，豆角，又拿来不知谁给他的熟的羊rou。这羊rou在一个软的容器里，看不明白那是什么容器。rou被羊油包裹着，老聂头告诉我这叫炒rou。

    他拿来盆，把那些土豆和豆角放在一起洗。也不知他从哪里搞来一个三脚架，就在院子里点上火，把锅放上。那rou一加热，羊油就化了。老聂头在锅里加了许多水，把那些土豆、豆角一股脑的都放到了锅里。盖上锅盖，咕噜噜的煮了起来。

    奇怪的是，这些菜老聂头都没有切，土豆也没有去皮。记得在家时，mama都要把豆角上的筋扯去。可是老聂头既没有扯去那些筋，也没有用刀切。煮了好长时间。这期间老聂头对我说，一会儿你去食堂要两张饼，我这有一张饼，只够我一人吃的。然后他又告诉我说，熟了，吃吧，自己去拿碗筷。

    我没认为老聂头的菜能有什么滋味。谁料吃到嘴里，嘿！还真香！只是吃的时候土豆要吐皮，豆角要吐筋。但rou和菜都煮的烂烂的。吃到嘴里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