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章 恐惧

    下午，清凉殿内，宇文温整理完书案上的资料，喝起冰镇酸梅汤，夏末的天气炎热异常，他的心情和外面树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

    冷饮下肚，感觉凉爽不少，宇文看着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不知不觉走神。

    先前，平章、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于是政事堂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并且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是不通过。

    于是宇文理再来第二次，又败。

    接着是第三次。

    立法确保工商业者正当权益、并废除一系列歧视商贾的议案，一直未获政事堂会议通过，正、反双方持续了大半个夏天的“拉锯战”，一直“打”到现在。

    朝野之间，关于这项议案的争议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所以成了整个夏天官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要不是宇文温为了“捧”谏议院，任由这项议案走程序，并且表态畅所欲言，该议案早就实施了。

    现在搞成这样，原因是宇文温要身体力行，尊重自己构建的新制度，让大家都看到他讲道理、愿意和各方协调的态度。

    宇文温最喜欢和人讲道理，哪怕这道理是歪理也无所谓，只是他没想到已经过了二十年，那帮老顽固的脑子依旧不开窍，这让他很不爽。

    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记名投票，所以宇文温不知道是谁反对，但他不想知道是谁反对。

    宇文温既然选择“放手”，没有提前和相关人员打招呼，就是要以理服人，靠制度博弈取胜。

    既然现在大家脑子都不开窍，那就继续讲道理。

    道理是什么？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事实，火轮船、火车、电报都已经出现，时代不同了，还抱着“重农抑商”观念不放的人，迟早要被事实打脸。

    宇文温这半年来仔细研究过“重农抑商”的起源和发展，知道这一观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因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政策说白了就是为耕战服务。

    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强调重农抑商，让国民除了耕田就只关注打仗，想要出人头地，就得靠战功来换，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粮食。

    然而“商”的发展，会干扰到秦国的耕战大计，影响粮食产出，影响军民立军功改变命运的决心，所以必须抑制。

    极度强调耕战的秦国笑到最后，虽然秦历二世而亡，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政治观点，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宇文温认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适的，因为生产力低下，粮食问题很突出，而且这政策能以较低成本维持朝廷对广大疆域的统治。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蒸汽机出现，生产力快速增强，已经接近脱胎换骨的临界点。

    农业依旧是重中之重，但这种时候再强调抑商、贱商，就是不合时宜。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让农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没必要二选一，应该是“全都要”。

    重农重商，两条腿走路，社会发展才会继续加速，这点，宇文温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员看不出来。

    那么，为何宇文理的提案会陷入“拉锯战”呢？

    宇文温认为，这是因为恐惧。

    人对未知事物，总会有本能的恐惧，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抑商”、“贱商”，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本能的产生恐惧，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

    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

    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他们不想让商贾从“牢笼”里出来。

    让商贾变成平民，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而相比富商，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

    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谁都不糊涂。

    朝廷可以不抑商，却不能不“贱商”，如此一来，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无法确保商贾产业、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

    宇文温能想到，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那么他们赚来的钱，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为日后“转行”当地主做铺垫。

    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开更多的分号，雇佣更多的工人，赚更多的钱。

    现在，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只要他在位，朝廷就不会抑商，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

    可他终究是会死的。

    他死了以后，新君继位，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

    大概率会，但到了孙辈，就很难说了。

    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朝廷为了恢复国力，选择与民生息，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

    到了汉武帝时，因为连年用兵，国家财政很快告急，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再次抑商、实行盐铁专营，并且开始“杀猪”。

    杀猪的办法是收税，名为“缗税”，即财产税，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隐瞒家产，告发者有重赏，此为告缗令。

    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谁有钱？商人群体。

    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被人告发，然后田地、宅院、牲畜、奴婢悉数充公，

    告缗令一出，朝廷财政瞬间“回血”，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

    告缗令的“战绩”，《汉书》有记载：中产以上大抵破产。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因为时代不同了，到了他孙子那一代，工业时代差不多要降临，若还玩封建王朝定期杀猪的把戏，让工商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后果就是有可能错过蜕变的机会。

    新旧势力的交锋，要么是政治妥协，要么是军事决胜，宇文温当然希望是前者，所以他再烦躁也耐着性子，看着侄子在政事堂会议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漫长的拉锯战，不是单纯的浪费时间，正、反双方的不断交锋和妥协，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内容已经和一开始有了许多不同。

    这样的妥协和交锋，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正是宇文温所期盼的，比起强制推行，这种经过各方妥协的政策，生命力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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